二．城市化进程中的视觉艺术怎样作为

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被提上议程，可以被视为经历过激进的全盘西化、反传统及西方样式主义实践过后的思想产物。是学院艺术教育有效地将西方思想成果与中国经验相互转化后重举思想大旗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的文化创造热情和空间想象能力正被转化成不同补益的知识实践，作为寻求文化上实质性超越的理论基础。（参见 杨劲松《实验艺术教育问题论》，刊于《当代美术家》四川美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切中了转型阶段的中国城市发展主题。但是，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城市化、视觉文化、视觉艺术”等等显学概念源于西方思想成果的事实。如何在相似的社会主题、市民社会性质、文化艺术与公共领域等条件相似，却还不具备充分自发力的思想来源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城市化进程提供的丰富思想界面来提升文化思想能力，如何在相似而不同的民主制度和全球化语境里，在尚未定型的社会理论和公共文化的实践中探索多种可能性，从中提炼出可操作、能支持理想的东西来，恐怕就是视觉艺术教育和实践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着力而为的地方。

基于此，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教育与实践的思考，可试从以下三方面的设问与质询中考量：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这些概念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才建构起来的图景，是由商业化衍生出的大众文化倾向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是以经济利益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今天时兴的信息时代、图像时代等以“虚拟经济”实施创新的概念，正在形成“文化经济”这一化虚为实的诱人路径。因此，技术与技术实力、概念定义权与话语权之争，归根结底是思想和文化之争；是思想如何涵融人类共同理想和文化如何被认同的建构能力的竞争。在如此繁复多重的语义阐释和概念堆砌的现实境遇中，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教育实践如何辨明自己的文化境遇与实际所处的位置，找准转型与转向的切入口才是根本。诚然，西方视觉艺术逻辑和文化阐释方法几乎融入并在左右我们当下的判断力和识别力，能否通过一代人（不同地域）和一代人（不同文化切入点）的思想实验来确定切合中国文化思想的来源？能否建构起中国视觉文化思想的正题与遭遇西方思想反题的博弈形式，形成一个可以操作于普遍性的文化实践式的合题关系，再行文化定义权……此类设问与质询不妨作为当下视觉艺术试作在地文化阐释的开始；二.在体制化的学院艺术教育平台上实施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实践，需着力解答在跨领域、跨媒介的所谓解构与重构专业的普适性价值观和课程设置的方法上，建立起保护学科间无障碍的合作机制和共享原则，摆脱使用“知识之网”去捕捉真理的旧学院气息，鼓励以自身为对象，将文化的实验性、拒世性和反叛性思维置身于课堂内外，形成思想自由的设问与质询氛围；三.就已有的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知识与经验而言，针对“把视觉的后现代全球化当作日常生活来加以阐释”的趋势，试行在地解读。虽然“在地”性的地域（地缘文化）和知识的张力未必一定普世，未必一定切合逻各斯主义般层层逼近所谓“主体性”的思考，依据“有用即可存在”原则，未必不是我们当即开始寻求文化别开生面的契机。（今天，能够提出包含本土文化想象和思想的阶段性目标，产生哪怕尖锐地偏离主流叙事方式的、能够有效解释本土文化理想，哪怕是局部的文化命题式或观点，将是何等重要！）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视觉艺术如何充分理由和别开生面

从“千城一律”、不重视城市基础功能到重视民生主题、社区文化、业态结构的建设，从“启蒙益智型”公园广场向“娱乐消费型”虚拟经济、大众文化的建设发展；由“本土性”特色文化趣味向“全球化”包容性视觉文化共享形态转变。此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形成了跨文化、跨领域、跨媒介的专家团和技术研发团队合作的方式。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合作正在摆脱盲从迷信的思维模式，转入了“技术决定力量（科学主义）”还是“思想决定力量（人文主义）”，以及“决定力量的力量（科学人文合流一体）”等博弈性思考；进入“社会关系”可以成为审美关系的实践，甚至在探索社会政治如何转化为文化心理的实践。各地涌现的新颖案例，既不但为学院实施视觉艺术教育，展开了多重复合的视域，也为创新视觉的文化经济铺陈了大有可为的方向。

以上海世博会提出的“better city，better life”口号（美好的生活才是城市化的主旨）为例，“美好的生活”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愿望，是很难用物质占有指数的高低与否来进行判断的。分析表明，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使人类享受与大自然相和谐的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是“美好生活”的目标。但是，面对高昂的低碳化成本，“美好的生活”与“城市化”其实是一对矛盾，弄不好以物质指数为衡量标准的城市化理念会产生错误。因此说来上海“世博”所产生的“思博”切入点其实是指具体人的生活，是人的城市的生活。情形类似于“人创造了城市，又被城市创造”的道理。人是“城市”的主体，同时又是主体的对象。人生存于城市，也就意味着人在对象化了的城市之中。这种复杂依存关系，或许还可表述为“我在城市中，城市在我心中”。因此，“美好的城市和美好的生活”其实是一个文化判断而非物的判断。“美好的生活”作为实际所见的内容，体现在围绕具体人的各式各样幸福指数的文化上。“美好”之所以要被文化地建构出来，是因为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能力，人需要文化地向他人传达某种意义。所以文化创造或创造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好的创造即创造的美好。这一推理，虽然很二元论，具体地用以阐释世博会“城市”主题之处在“美好的生活”即“人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