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不体现在城市的新与旧上，也不见得非要把碍眼的旧物或规划红线内的一切推倒重来就有“美好生活”。今天的城市规划部门显然注意到过去简单粗暴的“城市化进程”所酿成的恶劣影响，出台了一系列关注弱势群体回迁安置保护地缘文化特征的政策，对一些特殊的人文景点和历史遗迹给予了保护性开发，“钉子户”等恶性事件逐年减少。但问题的关键在怎样使城市的空间及其文化脉络得以延续，是否能把日常生活有机地组织在城市空间中。虽然，能把这些有关民生的内容合理地分置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的城市硬件建设相对容易且效果显著，就像杭州日新月异的城市环境一样。伴随而来的问题也日显突出，日新月异的城市环境并没有带来生活便利，反而由于改造后的成本核算，城市的业态关系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几乎可以说一年几大变，一月数小变，资本逐利的行为使本小利薄的业态被挤出原来的市面，老百姓的生活秩序不是更自由便捷，而是凭添了几多困扰……

城市是一个容器，其中“是由大量不同类型的微观主体相互作用下的复杂系统，它的演变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参见 高宣扬 著《福柯的生存美学》P1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9）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历史虽是一面镜子。但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显然不能简单顺手地拿“西洋镜”来照自己的脸。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没睡觉，对今天就会有影响。因此，面对如此复杂、且就发生在自己周边的诸多不同类型、阶层、属性的具体的城市化进程，上海世博会引发“思博”，就会是一类有着丰沛地缘文化语义和语据的综合文化思考，就会追求在城市硬件逐步完善的建设中，加大城市软件——即城市文化建设的具体性实践。

如此说来，所谓的“城市文化建设”就不是什么“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也不是弄一个什么花哨“节日”来刺激消费。而是指城市大规模硬件建设的“由上而下”的方式，应转换为“由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史、图像史等调查方式予以补充。应鼓励由不同专业方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不同调查小组分别深入到城市里不同类型的社区和街道企业中去，收集整理地方社区志、人物志、民俗风情故事等，以人为本地悉心听取在地人群对改善居住生活环境的要求，而不是简单采取“城市中心主义”的思路强行塞入不对口味的摩登式样。

如果上述现象分析基本在理，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教育就有了充分理由来建构别开生面的新城市图像文化学的意义。基于视觉艺术所包含的范畴由社会决定的原则，同时也基于“人是思想的生存物”。（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著有《经济表》）这个关于生存美学的观点，视觉艺术所事的视觉文化研究，目的在于“由下而上”的思想碰撞和争论，会激发一个人、一群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确切的生活理想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会激发出重大的理论索求和创新愿望。以此为前提，深入城市中人的每个领域，倾听与讨论切身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展“新生活理念”的过程，更是建设有个性、能包容、有爱心、守规则的城市文化环节中最实在的基础工作。

其次，既然城市是一种文化产物，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模式，产品与模式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人的优势与弱点，这些产物与模式曾有或已有的法则和手段就有可能像人一样出差错。就不能保证产物与模式的固态化能一劳永逸并行之有效。鉴于此，视觉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被引进来的文化研究方法，虽也同样具有危险和自由的双重性。但作为一种面对当下问题的策略，文化研究以一种中立立场和流动的阐释结构来理解个人与群体、空间与生存、文化与理想等等相渉精神与物质的反应来看，无疑有助于视觉艺术教育内容与方法上的发展。由于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实践是包含社会史、艺术史以及电影电视传媒、通讯传播与生产、视觉符号与理论阐释等涉及日常生活内容的询问，相关的艺术教育理念和实践取向，就会以敢于质询思想产生的诸多主体是如何生产视觉、如何应用视觉观念的批评，就会不懈地实践如何从陈旧的认知世界方式中向当今以“表征”和“境遇”、“在场”与“缺席”等诸如此类超越限制的知识方式转换。

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艺术教育就是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一股重要的知识力量。它不仅是为了扮靓城市容貌而起作用，还是“后世博”阶段提振城市文化自我修复能力，不断以软实力的推动方式提出合理建议来用以治理城市问题的视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