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勤 园•雨后 138cm×69cm 2011年
罗玛：能回顾一下“八五时期”的艺术氛围吗？当时“红色·旅”成员的作品中大多都有超现实主义倾向，就你个人而言，最早是如何接触到现代主义的？
沈勤：超现实主义在那个时候肯定是必然，因为中国一直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要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作为语言寄托的，那它第一步跨出来，最近的一步肯定就是超现实主义，因为它既有形象，又是被处理过的，所以那个时候，达利一下子就是全中国所有艺术青年的摹仿对象，都临摹达利的画，这是必然的，不可能一下子到抽象。记得那时江苏省国画院图书室有日本人送的很多东洋和西洋的画册，几乎每天中饭后我都要去翻一翻，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你产生很大的刺激和影响。那种特定时间里对人的刺激，我想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了，不再有一个时代能把你箍得那么死了。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所有人一生下来就不断的接受各种信息，不像我们那时，整个像傻子一样，然后门打开了，你能不疯吗。
罗玛：有人说，那个时代缺乏哲学家，所以很多艺术家就充当了哲学家的角色，在你当年的作品《师徒对话》中，似乎也带有这样的色彩。
沈勤：对，所有人都想做哲学家。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像在牢里一样，突然一下子放出来了，到自由世界了，所有人都想释放自己的想法，而且想法的方向都比较一致，因为你能接触到的都是你最初能达到的跳板，大家都差不多，可能每个人的绘画天分会有些不同，但大体的取向都差不多。所以到了1985年的时候，所有的思潮都出来了。
罗玛：1985年的“江苏青年艺术周”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能谈谈你的印象吗？
沈勤：其实那时的大部分作品还是画得比较傻的。我那个时候是“江苏青年艺术周”的评委，那时候我、朱新建、杨志麟都是中国画评委，包括管策也是中国画评委，所以……我就记得当时全省送来的稿件，审稿的时候很多画根本就不打开的，就看题目，一看是带有政治性的，比如“某某书记和孩子们在一起”就直接扔掉。所以朱新建说，你们这些人当评委比老的还厉害，老的还打开看看。我们连看都不看。参展作品的量很大，在江苏省美术馆搞的，美术馆三层楼都挂满了。
罗玛：“红色·旅”的产生是否和这个“艺术周”有关系？
沈勤：肯定有关系。“江苏青年艺术周”是个非常杂的全省性的展览，到“红色·旅”就变成几个人了，大家趣味也比较投。那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在杨志麟家开会。“红色·旅”应该是杨志麟提出的，那一天讨论的时候，正好有意大利“红色旅”的消息，就说这个名字不错，比较刺激。后来杨志麟说“红色旅”把它分开来，就是红色的旅程的意思嘛，就是一个驿站一个驿站的，所以就叫“第一驿”、“第二驿”。但名字就是由意大利的“红色旅”来的，正好那段时间“红色旅”的活动比较频繁，报纸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消息。那时候我们这个团体的核心基本上就五个人，丁方、杨志麟、我、管策、徐累，都在杨志麟家聚会。
罗玛：那个时候展览的机会很少，是不是大家结成团体后，展览机会就大一些呢？
沈勤：倒不是因为展览的问题，那个时候大家经常在一起，最早的原因可能是北京的理论家过来就会找其中的某个人，这个人就会根据他熟悉的面、他的眼光推荐几个人，慢慢的这几个人就在一起了。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原因，要不然，怎么会莫名其妙的……那个时候的团体，就跟火山爆发一样的，情绪来得快走得也快。
罗玛：第一驿的展览，你还有印象吗？那时对于参展的作品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沈勤：好像没有标准，每个人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都比较清楚。除了我们几个核心成员，又有柴小刚、曹小冬、徐一晖他们几个加入，徐维德、赵勤是第二驿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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