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典波普 精英弥漫

葛：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叫做“经典波谱艺术”，请您阐释一下这一概念。

谷：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我以前的那个俄底浦斯也好，水墨画也好，有很多的哲学思考，或者人文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我所谓的“经典的波谱”，就是说把经典的那个文化把他结合，是这个过程，不是纯粹的一个波谱，或者说摇滚乐，我想把中国的元素，文人的传统和当代的那个流行文化做一个结合，我称之为经典的那个，经典就是指中国的元素。

葛：您是想用这种方式，让大众更接受，或者接近这些经典的东西？

谷：我就是想重新发扬中国的精英的文化，他没有那些霓红灯，大都会的霓红灯，商业社会的霓红灯，没有那些动画片，没有那些灯笼的话，他古代的这个精英文化他会式微，变成一个保留剧种，没人再会去欣赏它了。那假如变成一个巨大的，以前我在OCT做的巨大的霓红灯，一开始挂在天顶上，然后我把它放在墙壁上，人走过去能感觉到霓红灯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这种书法的接受是年轻人也会接受，特变成一个无形的接受，因为他是一个霓红灯的媒体。

葛：他有一个受众的问题，就是一个教育大众的问题，让大众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

谷：对对对。那我抛开《碑林》和《联合国》先不说，就说第三阶段，我怎么样把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中国的元素和大众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这是我现在做的课题。

葛：如果说相对于这联合国来说，我觉得《碑林》和您后面这几个作品，联合的似乎更紧密一些，是吗？

谷：有这个可能，那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还是属于《俄底浦斯》系列里面的人体材料那块，我然后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实际上我是一个回归，那么美国人就问我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说你到美国是实现一个“美国梦”，你现在中国发展了，是不是现在回来，是实现一个“中国梦”？我说“中国梦”还没有变成一个词汇，可能将来若干年以后变成一个词汇。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葛：从一个西方的话语体系又介入到另一种话语体系？

谷：是，我现在是感觉，我希望就是说，这个中国元素，后来变成一个争议的问题，我感觉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作为中国人，你用中国元素最自然不过了，就因为你是有这个民族情绪。如果你没有这个民族自信心，所以你会出现，对中国元素或者你有意的不用它，或者有意用它，是为了让西方人看异国情调，这个都不健康。我的感觉就是，应该自然而然的用中国元素，把它提升到一个当代文化的一个环境，一个整个形式里面去。

葛：这里面也存在一个身份的问题，跟萨伊德说的“身份”有点类似，就是说是一个来自非西方国家，但是在西方话语体系里面进行创作。

谷：那我比较自信的多，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我的自信心比他大的多（笑），萨伊德他最后被美国一个文化给驯服了，做纽约大学的教授，刚过世，没几年。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种族偏激者，他做的东方主义，他没包括中国，他说的只是中东，他也不完全知道吗？那么他最后，他是从挑战开始，最后被美国收买，变成一个很温和的学者，他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葛：您的《天堂红灯》计划，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谷：五、六年前，我举个例子，就是我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波普化”，比如说有几个计划，一个是“水墨和动画”，“书法和霓红灯”，那么现在做的是那个大众公共艺术“天堂红灯”，这个我会把中国的红灯挂遍全世界，特别开心，真的很开心（笑）。

葛：最近报道说，您的《天堂红灯——茶宫计划》，领军2009年欧罗巴中国艺术节。

谷：这个刚开了没多久，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在一个皇宫，在最中心的场面，这么大一个中国亭子！

葛：我知道您这个计划，因为是“灯笼”，所以您也有时把这个“灯笼”的“笼”，说成是“中国龙”的“龙”，有这个说法吗？

谷：对，这是个谐音字嘛。

葛：对，谐音字，而且您还计划，一些是在国外，纯粹在国外，还有在香港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还有就是在中国大陆……

谷：这是我的一些设想，能不能做成我不知道，这只是我的一个设计。

葛：那么您在不同的地方，是用一个比较一致的思路的去做这些作品，让大家去解读呢？还是每个地方会有针对性的去做？

谷：会有针对性的，我这个茶宫不光是外面的装点，里面确实是喝茶、饮茶吃饭的地方，就是我有这么大的广告牌，结果坐无虚席，吃饭的人特别多，生意特别好，你知道吗？那么，我坐地铁上，坐火车上都有人问，最近这么多中国红，这么多灯笼，真的是家喻户晓。习近平不是参加开幕式了嘛，那么，有这么多的音乐、舞蹈、戏剧什么美术展览，你要问到每一个比利时人都说《天堂红灯》，人人都知道，这都是流行文化的，公共文化的它的作用，你挂一张再好的画，挂在再好的美术馆，这些东西是要买门票的人知道，还有谁知道呢？

葛：对，所以说，我感觉《天堂红灯》和您以前做的这个《重新发现俄底浦斯》，《联合国》、《碑林》之间它是有一个转折的，以前的这个作品，更侧重一些精英文化，更多的强调精英性。

谷：哲学思考比较人文的。

葛：而且是小众的，相对来说还是小众的范围。但是，到了这个天堂红灯，就有一些，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这么一个转折。

谷：这个转折，又和纯粹搞流行文化又不一样，因为毕竟有他以前人文的积淀，就是我还做一些各方面的思考。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合作，在西班牙、在巴西可能有做，在荷兰也要做，那都是巨大的红灯笼，等于是把中国的元素，那中国的吉祥物，中国红灯挂了几千年都没挂好，我把它挂的现代化了。

葛：还有做成黄颜色的，是吗？
谷：对，我拼出文字来，这些都做出来。还有更大的项目，还在研究，还没有曝光，怎么做书法，完了做成一个巨大的，我在做新的项目，这个和天堂红灯有关系，我在做一个巨大的中国国家公园。我的《天堂红灯》做的很开心，那个《天堂红灯》的照片看不出来，他是这么大的平面，在风里面他在飘，它像波浪一样，就整个亭子是像在飘，在飘浮，非常漂亮。

葛：规模是非常宏大。

谷：对，做那个灯笼也不容易，那个灯笼不是普通灯笼，这整个项目花掉四百多万人民币，那个灯笼是荷兰工程师他特别设计的。

葛：灯笼的设计，和国内的设计不一样，是吗？

谷：国内从来就没有过设计，就是随便挂挂的，我打造这个东西有两个梯队，我自己一个梯队就是说，这个欧罗巴艺术界，实际上最后他们有协调，就是说在比利时发生的费用都是他们的，这儿的费用都是我们的，就是我这个灯笼制作，或者我那个摄影的梯队，我做纪录片，还做大量的图片的有限印刷，这都是我派过去的，都是这儿的经费，就是这个基金会。所以，我们是在这儿做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的文化支持非常大。

那么，比利时的梯队，他是一个建筑工程队和工程师，他必须把整个楼顶做一个钢架，铝架，架起来才能挂灯笼，那灯笼穿的这么粗的钢缆，所以它们才能承受风力，这灯笼必须通过他们欧洲的一个检验，它不能燃烧，因为西方特别讲究这个东西，那是一个保护建筑，这个建筑实际上58年是他们比利时世博会的议会宫，在他们一个雕像旁边，实际上是最中心的一个位置。

刘：你怎么选择那个地方？

谷：他们给我选的。

刘：不是你自己计划好的？

谷：我自己计划是一个中心的建筑，必须是有历史积淀的，这个才有意义，灯笼是中国的一个元素，那么建筑是他们的元素，这之间有对话，就是说我荷兰的灯笼，应该是去年实现的，欧洲基金会、荷兰基金会、飞利浦电器公司照明，因为用的那个LED灯都是他们赞助的，灯笼一运过去，结果西藏事件发生了，所以那个教堂挂的是西藏的旗子，市长不敢签字，所以全部都查封，最后就搁浅了。

葛：这个《天堂红灯》在国外展示和在国内展示，您觉得是不是情形会很不一样？

谷：完全不一样。

葛：在国内大家好像觉得冲突的东西比较少，在国外直接就是一种文化冲突。

谷：是，你把一个文化的东西拿到另外环境里，他就产生了一个作用，在这些环境，他很和谐，他就是一个本身的东西，就像胎盘一样，他一到美国就变成一个人权问题，变成一个女性胎盘，打胎问题，在中国不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每个文化他都有一个环境，所谓你的观念形成，就是你把这个文化东西强硬的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就产生一个概念，产生一个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