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原
1942年7月17日我生于武汉市一个职员家庭。一岁半时父亲离家后失去音讯，十五岁时母亲刘月波病故，我从小与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外公开着一家禽蛋行，我由外婆一手带大。读初中时我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向往当一名画家。经过同班学友介绍，认识了武汉著名书画家邓少峰。邓老师的绘画功底厚、修养深，他的书法、篆刻造诣都很高，时任东湖印社社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当时我因病辍学，便常去邓老师家，围在画桌边，一看就是大半天。邓老师豪迈的用笔、激情的言谈、正直善良的品格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
那时候（50年代）绘画作为职业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没有“市场经济”，更没有“书画致富”的奢望，只是甘守清贫，以画画为乐事的少数人，社会上称曰“穷画家”。可我就是一心渴望当个画家。1959年4月邓老师把我推荐给他的好友徐松安。在徐先生创办的一个专事绘制出口国画的画室里，边学习边工作。于是，我十七岁便以绘画为职业了。可想而知，当时那种如愿以偿的高兴劲是无法形容的。
徐老师是位才华横溢、见多识广的画家。他的传统根基、鉴赏学养相当深厚。他创办画室，一是国家需要国画出口来创外汇，二是徐老师想在绘画上干一番事业。画室挂靠在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工艺科，设在汉口南洋大楼里，画师和装裱师不足十人，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温馨、工作条件很好的小机构（后移交给武汉市文物商店）。徐老师当时以仿制齐白石的画为主要工作，他的仿齐画几乎可以乱真，行销东南亚，反响极好。他仿制的明清绘画好几次被中国海关误认为真迹而扣留。还有另一位老师张瑟哉善画素描写生，他的仿徐悲鸿画与徐老师的仿齐白石画成为出口画中的两大品牌，风靡一时。然而，这种带有生产性质的绘画工作，并没有使画室变成不讲艺术的工厂，而是使画室成为潜心研究传统艺术的一方沃土。
徐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练线，画白描。他把陈洪绶的线描、《八十七神仙图卷》等印刷品给我临摹，要求十分严格。记得刚开始画不好线，我生自己的气，握着笔杆猛捅画案，把笔头厾得稀烂。徐先生全是拿历代的绘画经典给学生学习，讲授与示范结合，见解甚高。虽然他自己画得很好，但很少用自己的画做范本，再三强调“取法乎上”，吃好“开口奶”。 他认为启蒙阶段很关键，“开口奶”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艺术发育，影响学子的艺术品质、品位。这位胸襟豁达的画家，打破了培养“传人”的陈旧门户观念，广开艺术殿堂的大门，让学生吮吸丰富的艺术营养，在“高蛋白”和“多维生素”中成长。这种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多么开放的思想！尤其是徐老师从不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他蔑视美术界那些自吹自擂、不学无术的人，他关爱学生，不摆架子，可是在高傲无知的人面前，他会显得更加高傲。
徐先生早年曾拜张大千、齐白石为师，然而他并不依傍名人，而是走自己的路，主张创新，极力推崇石鲁、李可染。60年代初，先生的好友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接他去西安时（徐老师当时已调往武汉市文联当专职画家），幸会了石鲁，两人一见如故，就艺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两位画家相见恨晚，引为知己。先生从西安回来后便埋头作画，画风大变，画出了一大批富有新意、风格鲜明的写意花鸟。这些作品构架雄奇，气势磅礴，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浪漫气质，毫不夸大地说，他把传统写意花鸟狠狠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强化了写意花鸟的表现性和精神性。非常痛心的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落入某几个人手中，并秘藏不宣，致使今天未能面世，供世人全面了解。
徐老师是个性情中人，豪放不羁，作画时一盅白酒，一碟花生米，即进入恣意宣泄的忘我境地。他那纵横捭阖的笔墨表现、动人心弦的氛围和情势深深地打动着我，感染着我，影响着我的未来。
解放前，徐老师曾在国民党文化部门任职，这一点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无疑会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69年夏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的他，愤然从武汉市文联大楼阳台上纵身跳下……时年五十八岁。他含冤而去，留下的是美术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先生的绘画、书法、篆刻均给人一种傲岸不屈、震撼人心的感觉，显露出他一直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他那里体现得如此透彻！他的艺术、他的精神永远存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从1959年开始搞出口国画，即以仿制古代绘画为主的工作（1962年后属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领导）至1979年读研，整整度过了二十个春秋。我最先是画工笔仕女、工笔花鸟，后来画写意花鸟和山水。仿古画是出口的重头，早期基本上是绢本工笔，因为工笔画最受欢迎。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临了几幅吴昌硕的画,居然在广州国际交易会上获得了大量订单。我的写意画就是从临吴昌硕的画中练出来的；工笔花鸟、传统山水都是从宋画入手；画现代山水，重视写生，曾学习宋文治、李可染、石鲁的画。从事绘制出口国画的20年，我对中国传统绘画作过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造就了我较全面、较扎实的传统绘画基础和能力。
我在跟徐松安老师学画时，他非常强调文化修养的重要性。1959年下半年，徐老师特意给我介绍了一位画画的朋友皮道坚，说他书读得好，要我多接触他，而他是武汉市第一中学（重点学校）高中毕业的高材生。皮道坚本已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当时所谓的“政审”中被刷了下来。他家境十分艰难，但他的奋斗精神特强，对自己要求极严。我们相识后很投缘，常常一同到文化馆画素描，到大街小巷画速写，还在他家临摹前苏联《星火》杂志上的油画。他家里除了书和画册，还是书和画册，别的一无所有。他靠代课的收入养活弟妹，承受着“黑五类”家庭的政治歧视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在理想与希望中艰辛地生活着。他推介不少古今中外的好书给我读，我还做了不少的读书笔记。还记得最初读的书，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秦牧的《艺海拾贝》、王朝闻的《以一当十》、马南村的《燕山夜话》以及《中华活页文选》、《泰戈尔诗选》、《普希金诗集》等。在那个年代，前苏联文学和前苏联电影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电影《白痴》、《白夜》、《复活》、《画家苏里柯夫》我都看过数遍。直到现在，前苏联文艺作品中那些带着伤感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精神仍让我感动。的确，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我们向往文学艺术，崇尚高尚的思想情感与情操，自然也铸就了自身的品德。
80年代中后期，在皮道坚的推介下，由从事不同专业的朋友先后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沙龙式的学术圈子，这里面我熟悉的有皮道坚（美术史论）、尚扬（油画）、鲁萌（哲学，诗人）、张志扬（哲学）、肖帆（经济学）、唐小禾（油画、壁画）、程犁（油画、壁画）、易中天（文学）、陈家琪（哲学）、邓晓芒（哲学）、梁归智（文学）、冯天瑜（历史学）、胡发云（文学）、周翼南（文学）等人。这是一批抱负远大、思想开放的有识之士。常常有不定期的聚会，每次都充满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与激烈的争辩，闪耀着学识的亮点和思辨才华。这里面有见解的碰撞，有心灵的交融，有发自内心的笑声，也有情不自禁的泪花。应该说，这个圈子对我的人生思想、艺术取向颇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90年代中期这批朋友因事业前途，各奔东西。然而，在今天我却特别怀念那些浸透着诗意的聚会情景，怀念那段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净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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