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问题，考虑也没用。对东方资源的激活

　　西：我接着刚才的问题问，我问得尖锐一点，涉及东方资源的使用：你觉得你的作品跟你的身份有没有关系？或者说你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中，你究竟是一个天然的艺术家还是要让人感到你是一个中国艺术家？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我们的电影导演，包括作音乐的人，包括其他行当的艺术家，在他们身上有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因为在国内，全是中国人，这时候艺术家很少注重自己的文化身份──而在美国，或者说在一个国际环境中，文化身份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徐：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就是说你意识不意识到它，它都存在。你说你是中国艺术家也好，你说你是国际艺术家也好，或者你说你是国外艺术家也好，你说什么都没用，你是什么艺术家就是什么艺术家。我35多岁才来这里，我过去的背景、我家里的教育、中国大陆的经验，毫无疑问会在我身上起作用。我至少本质上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因为我本质上的经验是其它国外艺术家没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意识不意识到它，或者别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标签，都一样。在西方，我参加展览，策展人会说，参展的都不是中国艺术家。他会觉得这么说好像给你提高了一下。很多中国艺术家希望自己的身份更国际化，但这种东西是外在的，没有用。你本身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西：我说的身份不仅仅是指社会身份，还有一个是文化身份。《天书》从你使用的语言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化，比如用的是古书的形式。但《地书》尽管让人想起象形文字，但符号本身又非常国际化，原来语言中的身份退化了。有些艺术家在国际环境中着意使用中国符号，比如龙、故宫角楼、天安门等等，文化符号、政治符号，大家都快用滥了。但你好像在使用符号的同时，慢慢从符号化的东西里退了出来，也就是从单纯使用符号变成真正在寻找语言。包括《烟草计划》，从符号意义上讲它不是那么中国化。当然从观念、思想上看它有中国因素。我的意思是说，从《天书》到《地书》你有没有一些考虑?
 

　　徐：考虑都是没用的，就是说分析都是没用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自己不知道，等你把作品做完了回过头去看你才知道，噢，我原来对这类东西感兴趣，或者说我原来有这么强的中国身份，我对中国文化这么珍惜。它不是计划出来的。不是说我计划我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它不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我不能说我这个作品要有百分之三十的中国身份在里头，另外有百分之三十的后现代成分，它不是这么分析出来的。分析出来也没用。作品做不了假。如果你想掩盖你的中国身份，往国际化走，变为国际艺术家，你的这个思想“一闪念”、你想掩盖点儿什么、你想炫耀点儿什么，你的作品都会表露无疑。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你的作品的尺寸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颜色是深一点还是浅一点，都能表现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怎样对待文化，对待艺术，对待生活等等。艺术是宿命的。你刚才说我符号化的东西减弱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觉得符号强一点弱一点，都是当时你的处境与环境关系的敏感度造成的。你的思维和周围的关系决定了你最后的这个结果。其实《地书》这个作品，表面上没有中国符号，但还是与咱们的表意文字有关。我对标识这么敏感，是因为咱们的文化、概念系统，咱们其实对符号、对阅读和与形象之间的关系，有比西方人更深入和更本质的体验。人们说现在进入了读图时代，中国人早就进入了读图时代了。咱们对图和读的关系多敏感呀！多深厚呀！所以对icon，对符号，肯定独具慧眼。这就是咱们文化中别人没有的东西。
 

　　西：这又引出一个问题。咱们中国的这些符号，我说不好，我用个大词，本身是不具有现代性的。但是你使用它们，还是赋予了它们现代性。
 

　　徐：有没有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含糊的东西。我觉得现代性和传统的东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它是随时转换的。
 

　　西：肯定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是你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在使用中国传统资源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对传统的激活。
 

　　徐：对，这一点很重要。有智慧的艺术家，不管中国的艺术家还是西方的艺术家尤其是西方那些现代的大师，都是把东方的东西激活然后使自己成为大师的。这些人都是玩禅的大师。特别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阶段，从杜尚到安迪沃霍尔，这两个标志性的人物，都会这一套。甭管他们是学来的也好，还是不谋而合也好，还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也好，其实都和东方的智慧很有关系。在西方，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这么有意思，高人一筹，是因为他们带入了西方方式本来没有的东西。他们的认识那么深入，具有一种西方理论没法分析出来的深入。他们把艺术和社会商业放在一种相生相克和相互无法解说的状况里面，本来这是东方人善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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