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和精神上是什么样的？就像昨天我们谈的，我们年轻，但我们都在关心中国到底要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都有一种精神危机感。但是周围也夹杂着一些新的东西，过去都是政治化的东西，而今却有新的东西冒出来，像我竟然能在校园里边听见舒伯特的《小夜曲》，我觉得很精彩，同时也很兴奋；有一天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也很兴奋。繁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广播电台晚上放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你突然觉得世界好像在发生变化。但是新的东西是那样陌生，一种超越了阶级斗争的和人类普遍价值的东西联系起来了的感觉，其实可能连邓小平都不完全清楚，所以邓小平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你说，我们怎么会清楚呢？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中国社会会变到30年后的今天的这种状态。那时整个国家也处在变革的焦虑中，今天回头去看，那时的我们刚好处在一个青春的年代，加上自身的身体、生命都处在变化之中，观念需要确立，处在这种变革、变化时期，焦虑是非常巨大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喜欢读书，想读书就是想寻找一种东西，他想寻找未来是什么，还有就是回到最原始、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是什么？我们会到哪里去？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一切都是问题。所以就会总是要拼命地看书，看书的目的就是想找到答案，或者是想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度过这个非常时期的助手。因为未来要发生变化了，整个国家都在释放一种信心，开放了。开放是什么？都不清楚，那就是开放。
 

不是与国际竞争的事情，而是制度上的把握，谁也不清楚。还有一种焦虑是什么？就是国家那个时候在宣传上鼓励现代化，但是实际生活的变化并没有提到那些口号那么快。现实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很滞后的，是很保守的，尤其是你生活在边缘的城市，那个东西有时只是一种希望。
 

在我们上大学期间，或者大学毕业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在生活方式上并没有什么极大的变化。我们那个时候还照样生活在单位里，如果你不在单位里，有一个朋友来找你都是一个问题，如果聚会在你们家的人多了也是一个问题。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还在用公共厕所，还没有私人卫生间，还没有私人浴室，一切都暴露在公众的世界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画“私人空间”这个基本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在画“私人生活”。“私生活”，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词，你绝对不敢要求和谈论私生活。虽然在“改革开放”这个口号下，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但实际上，变化非常的缓慢。年轻人很敏感，意识到一种新的形势会产生冲动，所以就会焦虑，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当时的现实还是非常滞后的，理想和现实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杨凯：那个时候从事艺术的人往往被大家认为是“地下画家”，从事艺术就难免迷茫、彷徨，特别是作为一个地下画家，经常会面临绝望。然而面对现实的摧毁，很多艺术青年的唯一理想就是当一个地下艺术家。你们那个时候是不是这种想法？   
 

毛旭辉：肯定是的，我们想的都是和梵-高一样的事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能活着，经常觉得自己随时会死。那时常常喝醉，经常坐在桌子旁边，但是支撑不了自己，每当这时思考的都是“活着的意义”，然后就是倒下，刚刚还在谈理想什么的，哗，一下就倒下了。经常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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