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什么原因？
 

毛旭辉：这是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几个人能做的就是在一起喝酒，要不然干嘛？
 

杨凯：后来王林他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就是“‘八五’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些旁观者，或者是后来有影响的一些人。有些人说起’85时期有很多夸张地描述，比如说，那个格局是他们自己年轻，不现实或者说那种追求完全不需要现实，只有精神层面的东西，与现实没有太多的关系，与现实没有办法结合。
 

毛旭辉：这个很正常，精神总是有虚幻的成份。如果我们在商业时代，有那么一个虚幻的东西是很可怕的。而今天这个时代，大家知道80后、90后非常现实，那是他们被西化了。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是地下画家，或者用我的词叫“星期天画家”，为什么叫“星期天画家”？就是说我们到了星期天才会痛痛快快地画一个通宵的画，或者喝一个通宵的酒，再上班。因为那个时候，你再疯狂，自己还是要上班的，你要对付你的工作，这是动不了的。就是很多星期日或者是星期日的晚上都在家里边工作。你不可能睡够了才去工作，但那个时候必须早上8点钟到单位，领导要看见你，要打考勤。在那种情景下，你还要画很多东西，还要想当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叫自己“星期天画家”，这个词也是从法国搬来的。法国的卢梭就说自己是“星期天画家”。我觉得我们星期天画家在那个时代还是很浪漫的。是浪漫这个东西是支撑了我们走过那个岁月。
 

杨凯：“八五”的艺术家包括批评家都比较关注这种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谈一下终极问题，甚至有一个普遍性。
 

毛旭辉：那个时候都崇尚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那个时代，崇尚精神生活，经常有艺术青年坐火车漂泊到昆明，因为当时我住在火车站附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我骑单车接的。他们也没有什么介绍，就是说我是谁谁谁认识谁谁谁。或者跟你直接就谈艺术、谈现代派、谈毕加索，我们就会成为朋友，加之我有接待他的责任，我就会想办法给他安顿在哪里。再就是通信，谈艺术、谈精神就是通信。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的单位，要干什么都需要所谓“单位”的介绍信，就是我和张晓刚去画画都要开一个介绍信。拿着介绍信去村委会，告诉他们我们是来体验生活、画风景的，村委会就给予我们照顾，给我们安排吃住问题什么。那个时代就要拿着介绍信。我开“珠海会议”都要单位开证明的，我当时拿的是美协开的证明，证明我是云南省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毛旭辉，特来参加“珠海会议”。
 

在那个时候，文学青年或者是诗人，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喜爱这种精神生活的人，或者有这种追求的人，一找到我就要跟我谈艺术，我就觉得他是同志，是革命战友。我会想办法帮他解决吃的、喝的，然后我还会把他送到火车站。大家都是那么一种状态。只要谈精神，谈文化，就会非常亲近。没办法，我们当时就是这样。
 

我原来住的那个和平村的家，吕澎在我们家住过，王林在我们家住过，老栗在我们家住过，而且我爱人也很欢迎他们。我们夫妻就和客人住在一起，大家非常谦让，比如老栗，我们非要他睡床上，他坚持睡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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