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没有“八五”，会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
 

毛旭辉：几乎不可能，因为文化的产生，没有哪一步可以绕开，也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政治工具的艺术直接跳到今天的当代艺术，它必须有一个过渡。如果不这样的就是违反规律的，是不可能的。就像中国社会不可能从“文革”时期的计划经济，一下子跳到今天的商业文明。画家也是这样的。
 

杨凯：今天不是“八五”十周年或者二十周年的纪念，大家之所以不约而同的谈论“八五”，只是有了一个这样的契机。最起码它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学术问题，是一个关于我们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当代艺术通过这30多年以后，我们曾经发生了什么？特别是2000年以后，市场化让艺术家已经觉得自己离本体越来越远，尽管市场给艺术家带来很多荣誉和金钱，但艺术家不觉得有所触动。不仅仅是艺术家，整个行业包括批评家跟研究者，都觉得很有失落感。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反过来冷静地谈学术，就不可以回避地要谈年轻时候有什么伟大的梦想，那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虚无的理想。我们那么多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之下，在还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都能够从事艺术，坚持艺术创作。在今天这个与以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候，我们就想重新梳理“八五”。“八五”并不代表它的学术，而是一代人或者说一个民族、一个知识分子的情节和本体。因为知识分子应该知道我们的出路其实是一种精神。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是一个无命题，是一个生活，是一个精神。或者说精神大于生活。
 

在精神和生活这个关系当中，要永远把精神看为首要，名、利和艺术没有太多的关系，跟结果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来讨论精神性的问题，很有必要。我们要推出一个大的专题，重新来反思。高名潞做“现代艺术二十年”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进，那个时候我们觉得经济危机刚刚来，他做的东西还是有点偏。为什么现在别人不谈的时候，我们来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策划这个事，刚好他策这个展览一下子点燃了这项计划。所以我想听一听你们第一现场的人来谈“八五”，谈“八五”的影响，谈我们面对困惑该怎么样做，或者说“八五”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后人，对研究当代艺术的人和对当代艺术很表面化、利益化的追随者有什么影响，怎么看待艺术的本质和意义。
 

所以今天是请毛老师谈谈，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大家的物质和信息极度匮乏、极度封闭的情况之下，面对很多绝望甚至是生命的绝望，大家为什么还愿意这样坚持创作。
 

毛旭辉：绝望完全是虚无的。不仅仅是痛苦，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完全乱了。因为刚毕业那会儿，在学校有很多想法，看了很多东西，受西方作品的影响很重，出去之后该干嘛去？一定要干一番事业，这就是那时的感觉。毕业以后，面对社会，面对现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跟你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
 

杨凯：历史和现实是有很多差距的。
 

毛旭辉：有很多差距和矛盾，你马上要面临每天上班等等很具体的东西，必然会产生一些触动，原来没有想过生活，它有一个过程。
 

杨凯：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玩艺术作为职业？
 

毛旭辉：想过，但是我们的理想是像梵-高、高更那样每天画画。后来我发现所有这个世界好的位置都被人看守着了。当时想过留校。以我这种性格的人，参与“八五”的人，都是特个性的，都不可能和体制和睦相处。留校沒弄成，有同学介绍我去当中学老师，最后还是不愿意去做这个，因为跟艺术相差太远了，完全是不相干的。你说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你不上班就没饭吃，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挨饿。然后还面临绘画这一块的东西，你要怎么绘画，要画什么东西，不仅是生活里面，还有这块也要有所突破，要寻找。这些东西、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我现在觉得1985、1986年，毕业之后过了两三年，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出路，全国美展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都很“弱小”。我们可能也送过，但是不可能有希望。我们都画了很多画，一屋子、一屋子画。结果也没有人去看，就是几个朋友互相之间看，更多的人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还要画。画画的欲望很强烈。实际上我们就是自己做，互相支撑着。一度是这样的，要是没有这帮哥们在一起，就很难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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