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只有一间房子？
 

毛旭辉：只有一间房子，有一个人必须睡地上。那么肯定让朋友睡床，我们夫妻睡地，但朋友们都选择睡地铺。要么就是外屋还有一张床是我们孩子的，娃不在的时候我们就睡里边，他们睡外边。但有时候，外边没有办法睡。老栗为“后89”那个展览到昆明。老栗坚持睡地铺，我们睡在床上。但是那次我一晚上都觉得心里边难受，因为委屈老栗了。老栗来云南睡的是地铺。
 

1997年以后，老栗又有一次到了昆明，在我们家也是睡的地铺。那一次，家里的房间要多一些了，但他也是睡在地上。然后我们到北京就睡老栗的沙发，那个时代真是那样，都是从80年代延续下来的那种交往方式，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那个时候是英雄主义的气质。
 

我觉得那个时代仍然有点严肃，我们的交往有点像部落似的，来了人都要喝酒，觉得喝酒这个事不能让。喝得高兴了，精神就高兴了。如果这个事情不行的话，可能就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喝。我是喝了10年的酒，从1982年喝到1992年，虽然大学期间不抽烟、不喝酒。张晓刚这个家伙，我现在想一想，抽烟、喝酒都是他带我的，虽然他比我小。喝酒就是为了打开自己，可以放开，不顾一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讨论都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直接地指责、批判官方美术。对那种所谓“平庸的”搞艺术的人，瞎搞艺术的人也是看不起的。“你看画的那几笔，画的漂亮浮浅的颜色。”那个时候“肤浅”的意思，就是画得直白，画得那么矫情。那个时候对艺术的表现也很简单，要画得苦涩，要画得大气，要画得怪。
 

杨凯：现在回想起那个年代，它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现在我们觉得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幻，是一个带有极端的浪漫主义或者是超现实主义、英雄主义的一种转向，或者说它是一个生发，“八五”的一个生发。因为从“八五”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人们就从理想回到现实。再也回不到以前，尤其像80后、90后的人，太物质化了。
 

毛旭辉：这种感觉我能理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知道画画能够带来什么。
 

杨凯：你现在回想起以前有什么感慨，就是回想起过去的30年？
 

毛旭辉：我觉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浪漫色彩在里边，我很庆幸，我的人生中有那么一个十年的时间，处在一种疯狂和浪漫的阶段，实际上我的精神中有一部分是非常不现实的。回想起来，我很幸运有那么一个阶段，非常幸运。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的话，我的人生会差很多。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兴趣。
 

从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来看，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点疯狂，甚至要做一点荒唐的事情。作为艺术家我不喜欢从一开始遵循传统的社会生存规律，我不相信那样会做出大事情来。我觉得“八五”的时候正是我们成长当中的一个黄金阶段，是我青春时期非常黄金的时代，那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的甜蜜和友谊。即使也有像刚刚说的有绝望，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但是今天要是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个黄金时期，是我们精神的黄金时期。
 

杨凯：假设没有这段历史，会不会有你的今天？
 

毛旭辉：不会有。我敢相信，我大毛是一个比今天要平庸得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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