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绘画精神——珍妮特•麦肯锡博士
0条评论 2013-07-30 11:03:18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Moving Beyond 展览的最初构想诞生于两年前的夏天,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我与诗人杨炼不期而遇,他正在那里参加Stanza诗歌节。我们很快发现,彼此拥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圈子,其中就包括艺术家关伟。早在 2004 年,我在柏林,就率先为关伟写过评论,发表在《Studio International》杂志上1,并收进我撰写的对澳大利亚当代艺术的调查报告(2012)2 中。杨炼和关伟在 1980 年代时就是朋友,那时两人都住在澳大利亚。前者为后者写过一篇名为《他者史:关氏寓言中的当下世界》3 (2006)的评论,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极为中肯,是有关当代全球文化与澳大利亚艺术语境的重要评论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认为主导中国当代艺术的是波普艺术,而该文却已将关伟的作品从那里区别出来。从圣安德鲁斯到伦敦, 杨炼为我介绍了许多艺术家的作品,此举竟成为某种微妙的启示;杨炼的诗歌十分引人瞩目,那些陶醉于自然界的意象,洋溢着优雅的革新意志。他在随笔《雁对我说》中写道:“诗人考古家,一层层揭开地层似的,追问进那个总能隐秘得更深的‘自我’; 诗作犹如考古手册,记录下在一个地点之内的、纵深的发掘经历。”4 我随之接触到一些在西方鲜为人知的艺术家 - 中国画家,在传统元素与当代意象之间,在东方视野与西方观念之间,在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艺与能量之间,他们的作品做到了颇为震撼的融贯与耦合。这种尝试似乎能够潜在地激发出独立思考的复兴,并在结构和哲理维度上重估西方的现代主义。杨炼让我懂得,“毛的荒诞影响,文革的异国情调, 中国在地理、语言、文化上与世界的超常距离”5,以及在一个人做出价值判断时, 他貌似清醒的意识每每都在受着以上诸因素的影响。

Moving Beyond(2013)展示了六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梁铨(1948)、何工 (1955)、刘国夫(1964)、杨黎明(1975)、吴翦(1970)和关晶晶(1983)。 Moving Beyond的内在理念植根于如下资源:杨炼的随笔和诗歌;我在罗马对徐龙森(1956)的采访 ;2012 年 4 月我在中国对 25 位艺术家的采访6;由大英博物馆亚洲部门负责人(2011)扬•斯图尔特在伦敦的东方非洲研究院主持的关于徐冰的讲座“景观艺术的历史与现状”;2013 年 2 月我在牛津的阿什莫尔对徐冰的采访7; 以及从 2009 年直至 2013 年 4 月间,我与中国艺术策展人、学者克莱尔•罗伯茨在墨尔本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及了尚扬(1942)、徐冰和徐龙森的作品,阐发了他们雄辩的思想及其作品中彰显的庄严与典雅,他们养成了大胆变革的习性, 坚守着人类不断复苏的内在潜能。

在绘画中赋予身体特征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老的书法艺术,在Moving Beyond中展出的作品均对此有着极为精妙的表现。虽然很难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书法对绘画产生影响的根据,但在西蒙•利思(比利时 - 澳大利亚汉学家、小说家和翻译家皮埃尔•里克曼的笔名)的《无用的厅堂》中,作者展示了他对欧洲和中国的智慧及艺术传统的渊博见识,认为中国文化举世无双的绵密性表明了一个民族与其历史间的一种复杂关系。书法在中国艺术中占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它对西方人构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吸引力”8。

“自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开始,中国已经孕育了在世界其它地方无法与之匹敌的视觉艺术分支......中国书法诉诸视觉,是一门空间艺术;如同音乐,在时间中流淌; 仿佛舞蹈,发展了动态而有序的运动,充溢着节奏感。它是一门映射了身体表现和感知力量的艺术,挑战了摄影术的再现性——有时它的效果非常接近某种矫健的表演;然而,其抽象和深奥的特征,对于那些以书法为志业的文人和学者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是超级精英艺术——由皇帝、美学家、僧侣和诗人来实践——但同时它也是最大众化的艺术。”9

多年来,作为国际知名诗人,杨炼曾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与同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讨论过艺术和文化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开拓一个新的方向,来罢黜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10,期冀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伟大传统中孕生创作灵感。杨炼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困厄年月,他被送往农村,干着掘墓人的活儿。他与那些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同行们识破了政治化和反人道的生活实质。此外,现代标准化的中文(普通话,或“通用语”)更加倾向个人化的表达。许多新词汇,其实是十九世纪后期通过日本的引介物,以及 1949 年之后汉字简化的结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超过 40%的汉语, 实际上是内插‘外来语言’——西方词汇通过日本人首次被翻译成汉字,然后被借用到汉语写作里。无数的例子,如‘民主’、‘科学’、‘唯物论’、‘唯心论’、‘人权’、‘法律’、‘政治’、‘运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自我’,‘心理学’,‘时间’,‘空间’,没有这些词汇,现代性心理就会失去其根基。”11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引进白话文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而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关于白话文的争论就已然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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