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4 月,Moving Beyond 开始启动。来自伦敦的摄影师尼克•霍华德加入了这个团队,并拍摄了很多艺术家和他们工作室的照片。在此次展览及其出版物里, 他的摄影捕捉到很多我们经历过的瞬时温暖,以及深切而严肃的探险,大大增加了项目的现实感。展览主要由身居北京的诗人赵野筹划,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一直活跃在诗歌界和艺术界,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网络,从而使我们可以在紧张有限的时间内拜访到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们从北京和附近的郊县开始:尚扬(1948)、苏新平(1960)、夏小万(1959)、石冲(1963)、王川(1953)、叶永青( 1958)、关晶晶(1983)、杨黎明(1975)、邵译农(1961)和何森 (1968)。在一次由尚扬和苏新平支持下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我们飞到成都去见了何多苓(1948)、何工(1955),然后再飞到南京去见了刘国夫(1964)、毛焰(1968)。

我们所遴选的艺术家们对于世界都具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作品创作概念明确,视觉语言成熟。在本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我们所拜访的四位艺术家都悉数加入, 伴随这本出版的画册的主角(刘国夫、何工、杨黎明、关晶晶)而来的,还有我们值得尊重的艺术实践者梁铨和吴翦。我们正在筹划 2014 年在爱丁堡举行一个题材更加广泛的展览,并与皇家苏格兰学院联合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为了进一步呈现我所确立的“新绘画精神”——而徐龙森早已在罗马对此进行了辉煌的定义,在 2012 年 4 月的北京,徐冰和尼克•霍华德启动了一次关于东西方历史关系的漫长讨论; 徐龙森特别推荐给我们了一本书,《中国的问题》,作者是罗素(1922),在那次旅程中,这个细节是我们诸多惊喜中的一个,而这些长期存留下来的文本注定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罗素历史观的重要性是:使得现代人能够面对冗长但超凡的过去解释现今的情形。“中国的问题是,即使它们不影响中国以外的其它地区,它们也及其重要,因为中国大约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然而,事实上,世界上所有至关重要的发展都将受到中国事务的影响,先不遑论好坏,但这可能会在接下来两百年的世界格局里,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35 他试图描述中国需要克服外交事务的弱势,应该实现全民扫盲作为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差异需要被理解和被接受。他解释中国对民主的需要:“需要鼓舞人心的积极领导,需要文明观明确的概念。需要智识的和实践的两种领导力。至于智识,举个例子,中国作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一场关于文学技巧轰轰烈烈的改革会赢得大部分青年人。而在中国存在有天赋的人, 我自己亲历的例子,我特别要提到胡适博士。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超常精力的人,他对改革具有大无畏的热情;胡适的白话文创作激发了很多积极的中国人。他赞成选择接受西方文化中好的方面,但绝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奴颜婢膝”36 那时罗素的社会主义眼光,没有使他被蒙蔽而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好的一面,而这些传统勿论当时或是现在在中国都有追随者或是批评者。罗素通过借喻传统文明,意指有礼节、和谐、理解、宽容、超脱世俗等良性特征——他直此来对比西方充满欲望的占有和统治。”37 早在 1920 年,罗素即给出了这样深刻的观察, 而现在我能够被邀请参加正在进行的这个对话,真是莫大荣幸。中国正面对历史上另一个非凡的转折点,我们所见到的 25 个艺术家,可以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文化长足发展的一个缩影。

现今因为全球经济的增长,使得艺术家能够在文化自豪感和世界主义的急剧变化里, 在国与国之间自在遨游,虽然早期反对共产主义的集权制度,但他们有配以助理的大工作室,他们可以享受创作的自由。矛盾的是,特别是在中国,由于急于更新创建新的住宅和商业区,那些老建筑被夷为平地。就在我们拜访时有两个艺术家已收到驱逐令——他们的电和水也已被切断——这些气势汹汹的管理手法是要让辖区居民顺从。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营造了五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如今却被收回了,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个人尊严被毫不含糊地夺走。这种体制粗暴地践踏着人民的尊严, 农民、工人和士兵在缺少监督的状态下管理国家、制定法规,并且支配社会、文化、历史各个方面。尽管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权也很稳定,但其它方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在传统意义上,语言和自然是定义中国文化的两大主题。“天人合一”曾经是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个人精神的追求所要求的空间已不复存在了。土地已被严重地污染,田野由于现代化和城市扩张而被摧毁,人口数量如此庞大,人们必须生活在自然完全缺席的城市环境中。尚扬和在内蒙古出生的苏新平,在巨大的画布上呼吁观者采取行动,遏止对环境毁灭性的肆意破坏。从吴翦本次展览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思考。在中国,自然可能会成为一些商业艺术所使用的感伤语言形式,但吴翦呈现了一片被过度开发和剥削的荒地,一个掠走希望的世界,它为来势迅猛而不负责任的经济增长付出了代价。在梁铨优雅的极简主义作品里,他那些受益于佛学的作品,暗示了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平衡已经无可挽回地遭到破坏。中国艺术的精神在本次展览上,证实和提供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与过去时代连接的关键,一种精神追求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让将来的幸存者知道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西方现在正成为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受害者,每个人都要承受大气下滑和全球变暖的后果。而在二十一世纪, 对于东西方来说,将是同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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