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是“朦胧诗派”的成员,他们旨在消除“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捆绑的无聊和无意义的诗歌语言”12。杨炼和他的诗友们通过回归“太阳”、“月亮”、“水”、“土”、“黑暗”和“大海”等意象,来专注现实,例如描述内在自我的崩溃。“朦胧诗”倾向于质朴地恢复一种纯粹而经典的汉语。在中国社会依旧处于政治化的 1980 至 1990 年代期间,他们的诗歌尤为特立独行。杨炼与他同代的诗人和艺术家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运用经典汉语来找到一种当代的声音和视觉语言,那是一种更为纯粹、更能在微妙性和多义性中引起共鸣的语言。1980 年代西方思潮对底蕴十足的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翻译作品千差万别,效果亦是扑朔迷离。“朦胧诗人”和他们的艺术家同行力图创造一种不照搬西方的语言,或者试图弥合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他们希望融汇各种思想资源,用一种个人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杨炼与他的同代艺术家徐冰和徐龙森,在他们的个体经验层面,对“文革”现实和欧美文艺思潮做出了反应。当然,对于那个时代,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选择少数几个艺术家作为独特范例(徐冰、徐龙森、尚扬和苏新平),他们每个人的作品都端呈出清晰的艺术主张,这在西方是鲜为人知的。在这本Moving Beyond所遴选的艺术家的出版物中,我们并不声称他们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言人,然而他们所坚持的独立、沉思的艺术追求正在形成一股变革的力量。1989年之后,其他艺术家都主动参与进高度西化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风格,而他们却通过建立自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来与之对抗。

这一情形不能孤立对待,与盛行的政治气候背道而驰,中国知识分子首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文化的独立看法。近代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的入侵史,正如西蒙•利思指出:“在这个卓越而悠久的文化核心处似乎存在一种悖论:对传统道德和古典精神价值的培养时常伴随着一种对过去物质遗产的忽视或漠不关心(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破坏)。”13 20 世纪 30 年代,生活在巴黎的傅雷(1908-1966) 写过一篇文章,并在那里首次发表。1932 年,“中国现代艺术的危机,1932”在上海发表,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绝望。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背景下,傅雷所描述的艺术问题与杨炼和徐龙森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傅雷却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当今中国,人们依靠智慧、和谐与中庸的价值观生存了数千年,一当面对西方机械化、工业化、科学和物质社会的诱惑时,那里越来越难以保持梦幻世界的宁静。中国以博大精深、古老而辉煌的艺术过往,偏要追求西方早已厌倦并渴望唾弃的‘唯物主义’,这一境况是可悲的,但同时又仿佛被时代和宿命所辖制,不可抗拒。”14

几百年来,书法与绘画的关系一直引起着学者们的关注:“书法与绘画之间的文化丰富性与共鸣,使中国艺术在本质上区别于西方传统的艺术创作。”15 绘画、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向来支撑着中国文化各种表现形式。利思解释说,西方游客来到中国,会对这个国家缺乏纪念性的建筑物而感到不安,“没有过去的物证”,相比之下, 欧洲尽管经历了战争,但大量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依然存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遗迹,中世纪的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教堂和宫殿,“建筑如同一个完整的连续物,保存从过去延续而来的记忆,直指我们现代城市的心脏。”16 中国文明,他说, “没有把历史存放在建筑物里,而是存放在心灵对过往的记忆中,不朽的是人类不可磨灭的经验,只有文化才是人类永恒瞬间的真实展现。”近年的游客通过对比会发现,因为经济的繁荣而拔地而起的国际化建筑,一种罕见的文化状态以及艺术市场, 都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商业力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国外生活和学习的中国艺术家们比在国内享有更大的艺术自由度,对西方艺术的体验和与之相关的旅行经验,能够被广泛地应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已经回到了中国(关伟、何工、梁铨和徐冰), 而某些重要的艺术家,比如尚扬,至今还没有较长时间地旅居海外。2012 年 4 月, 杨炼和尚扬进行了第一次晤面。尚扬急切地表达了自己和其他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天安门悲剧后,阅读杨炼的长诗《诺日朗》的重要性。《诺日朗》在 1983 年被中国当局所指责,并于 1989 年被正式禁止。“朦胧诗派”指杨炼和一批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事创作的诗人,表面上,他们的创作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辩论,但实际上更多地关乎政治。《诺日朗》(四川藏族地区一个瀑布的名称)因为运用了外来观念而遭到攻击:自然的力量被用来象征人的权力,番石榴暗喻着人类的苦难。该诗创作于中国艺术家围绕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与西方关系进行争论的白日化时期,诗中强烈的意象,成为同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希望的象征。杨炼的诗歌大部分创作于海外,但却是典型的汉语诗歌,透着持久的国际范儿。流亡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文化里引起共鸣,越来越多的个人乃至整个群体都由于战争、环境威胁、灾难或政治暴动而被迫迁移。19 经过一系列的严重事件,那些走在独立道路上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1979 年之前,与世隔绝的社会背景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戏剧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包含着庞大的信息量;东方异国情调的政治引起了国际艺术圈贪得无厌的胃口,这是使得物质化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契机。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本次展览的理念做出了贡献。Moving Beyond提出,很多艺术家的创作倾向于运用舶来的意象,此举虽契合市场需要,但却沦为“空洞形式”。本次展览展出的全部艺术家和那些正参与计划的个体, 都希望发出真实的声音来描述当前的状况。在中国文化里,这将不可避免地从过去穿越到现在,从个别穿越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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