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溪是南宋著名的画僧，他的画作大多拙稚粗细，自由放逸。由于太过自由且有悖传统而入不了中国主流的收藏殿堂，其洒脱不拘泥于形式的风格反而在日本备受推崇。

牧溪(1210？－1270？)，相传俗姓李，生卒年不详，是十三世纪中国南宋时代的禅僧画家，南宋灭亡后圆寂。在有些史料中，牧溪的“溪”亦作“谿”。他曾因抨击当朝权贵贾似道而遭到追捕，四处逃亡，足见他是个富于正义感的人。在有关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普及性读物中，很难见到牧溪这个名字。元代画史著作《画继补遗》中对牧溪的评价颇有微词：“僧法常，自号牧溪。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1]然而，或许正是这份“清幽”摄住了追求“幽玄”与“空寂”的大和民族的心灵，牧溪在日本获得了远胜于故土的声望与尊崇。在镰仓圆觉寺的北条时宗(1251-1284)的陵墓佛日庵里，有一本《佛日庵公物目录》，是在1320年的目录基础上于1363至1365年重新修订的。这是宋元画流传日本的最早的藏品目录。书中提到38幅中国绘画，还记录着一些中国画家的名字，其中牧溪的名字与宋徽宗同在。东山文化时期的掌权者足利义政(1436-1490)将军手中，珍藏着279幅中国绘画，其中40%是牧溪的作品，[2]这不能不令人惊异。日本现代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于1975年12月在德国科隆进行的德语演讲中，对七个世纪之前的这位异国故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牧溪的画有浓重的氛围，且非常逼真，而他却将这些包容在内里，形成风趣而柔和的表现，是很有趣的，是很有诗韵的。因而，这是最适合日本人的爱好、最适应日本人的纤细感觉的。可以说，在日本的风土中，牧溪的画的真正价值得到了承认。[3]

可见，在东山魁夷看来，牧溪的真正知音是在日本。无独有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也曾满怀深情地向亚洲各国的作家们介绍在中国辉煌的古典美术中几乎被湮没的牧溪：

牧溪是中国早期的禅僧，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似乎是由于他的画多少有一些粗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几乎不受尊重。而在日本却得到极大的尊崇。中国画论并不怎么推崇牧溪，这种观点当然也随着牧溪的作品一同来到了日本。虽然这样的画论进入了日本，但是日本仍然把牧溪视为最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与日本不同之一斑。[4]

牧溪生活的年代，在日本是镰仓时代，正是日宋贸易繁荣的时期。由于南宋的商业活动十分有利于在1167年掌握日本政权的平清盛(1118-1181)的利益，他便极力倡导和鼓励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平清盛是一个武士阶级领袖，他的这一政策后来一直为源氏政权沿用。在1176至1200年间的中国正史中，有多处关于日本船只到达中国大陆的记录。随着贸易的发展，大量的中国陶瓷、织物和绘画输入日本。这些物品所展示的“美”成为日本权力者憧憬和追求的目标。牧溪的画作大约也在南宋末年流入日本，对日本美术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物浩如烟海，却为何牧溪的画作备受青睐？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12世纪末，源赖朝(1147-1199)打倒了平氏。为摆脱天皇的控制，他在远离京都的东方小镇镰仓建立起以武士阶级为中心的武家政权——镰仓幕府。这标志着武士作为重要的社会阶级的崛起和自立。但是在行政和司法方面朝廷仍然掌握着权力，于是便形成了以京都朝廷为代表的公家和以镰仓将军为统帅、以武士为主体的武家分庭抗礼的双重政治体制。随着时代的发展，地方武士和农民的势力逐渐兴起，加之镰仓政权内讧，幕府的统治力量被削弱。而朝廷则利用这一机会联合地方武士，力图恢复宫廷旧体制。后醍醐天皇(1288-1339)于1333年推翻了以北条家族为首的镰仓幕府，这就是历史上的“建武中兴”。然而皇权的光复只持续了不到三年，1336年受绝大部分武士家族支持的足利尊氏(1305-1358)统领武士集团占领了京都，并于两年后建立了新的武士中央政权——室町幕府。足利尊氏另外拥立了一位皇族血统的王子作为天皇(北朝)，与“建武中兴”一派(南朝)对抗，形成了南北朝的对立局面。14世纪末，以足利尊氏为中心的北朝终于在内战中打败南朝，终止了长达60年的内乱，统一了全国。足利氏的后代们自称“将军”，一直到1573年都保持着他们在军事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这一时代也被称为足利时代。定都在传统的首都京都之后，足利家族的成员们开始致力于文化活动，特别对禅宗进行了大力扶植，同时还鼓励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禅宗僧侣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远离战火的寺庙则成为文化传承的驿站，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出现了自唐代以来的又一个新高潮。

在从镰仓到室町的整个中世时代，佛教的禅宗在权力之争、精神需求以及客观条件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日本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镰仓幕府的将军北条氏从源氏手中夺取了政权，他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也急于掌控宗教权力。而日本原有的旧佛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佛教，代表着朝廷公家的势力。这样，来自中国的与日本旧佛教没有直接关系的禅宗，便具有了极大的利用价值，对急于摆脱旧的佛教势力的幕府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禅”又作“禅那”，梵文是dhyana，意为通过沉思冥想而引导人得到自发性的领悟。这一包含于印度佛教教义中的观念约在公元5世纪末由菩提达摩(Bodhidharma)传入中国，它与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宋代理学相结合，经过菩提达摩的继承者们的演绎和总结，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禅宗。中国的禅宗在镰仓初期由明庵荣西(1141-1215)传到日本，以后逐渐日本化，至镰仓中期形成了日本自己的禅宗。禅宗的否定一切旧“有”而获得新“有”的理念，完全迎合了新兴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同时，其“两头皆截断，一剑倚天寒”的精神表达并激励了武士们在争夺权力时超越生死羁绊的心情。著名的镰仓大佛[5]，就真实而有力地以实物形态记录了镰仓幕府与京畿贵族之间以宗教为表象、以政治为实质的权力抗争。

此外，由于长年的社会动荡和持续战乱，带来了生灵涂炭和人们内心的惶惑不安。世家公卿满怀着盛世难再的悲哀；武士们驰骋沙场，生死茫茫；百姓们面对山河破碎、政权更迭，更是无所适从。整个社会心态呈现为皇室贵族的末世思想、武士阶级的信仰渴求以及平民百姓的无常观念。不同阶级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需求某种精神的安慰和支撑，寻找某种超乎自然而又神秘强大的力量。这时，烂熟于中国南宋的禅宗思想，终于在日本找到了发展和普及的最为适宜的土壤。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