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称为“录像艺术之父”的艺术家张培力荣膺第九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家奖“，使得这个新设的奖项实至名归。

张培力创作的每个阶段都已达到极致——寻找观感的新维度，媒介的新可能，交流的陌生化，语言上的新鲜感。永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也绝不愿重复自身，以至于他创作的多样性和复杂面貌从未停止引起人们的困惑和惊叹。

“录像艺术之父”张培力

1 是不是录像艺术，我也不知道

一点艺术：你一直被称为“录像艺术之父”。1988年的《30×30》是你的第一件录像艺术作品吗？那时候国内是否有人涉及录像艺术的领域？

张培力：据我所知没有。艺术家拍录像是有的。在86年的珠海会议上，有一个“南方艺术沙龙”，王度、杨诘苍几位艺术家，做了一个表演，并用录像记录下来。珠海会议上播放了这个录像。我也看了。

但是，那算不算录像艺术呢？看你怎样来界定录像。录像当然是用来记录的工具，但是，你关心的问题是记录那个事情呢，也就是说，你只是借助录像的功能呢，还是关心录像本身。我当时拍《30×30》，感兴趣的是录像里面所包含的时间性，和录像语言可能给人带来的视觉影响。我想要做的是，用一种枯燥的、乏味的、甚至让人厌烦的东西，来替代录像通常给人带来的视觉上的愉悦，或者说一种叙事，或者可能的情绪上的触动。在我的这个作品里，能感受到的只有厌烦、厌倦、困惑，因为它没有情绪，也没有事情，虽然好像记录了一个过程，但这过程是没完没了的，开始、中间和结尾都是一样的，没有起伏变化，开始也可以是中间，在任何时间去观看它，看五分钟和看一个小时是一样的。当然看一个小时可能会睡着，看五分钟还不至于。在我之前，是有人用过录像这个媒介，但态度上有所不同。

一点艺术：这是否就是录像和录像艺术之间的差别？

张培力：它是不是艺术我也不敢说，真的。这个作品，它在艺术层面上是否有意义，我真的不敢说。这么多年，大家都说它是第一件录像艺术作品，那我想大概就是吧，人们这么认为总是有道理的。

我之后做的很多作品，我都怀疑它是不是录像。我并不肯定，我没有那么自信。录像总要包括拍摄、编辑、后期制作等各个方面。比如08年在深圳做的《静音》，在一个服装厂的缝纫车间，每台缝纫机上安装一台摄像机，就像监控一样，记录一个工人一整天8个小时的工作。她坐在缝纫机前面的一举一动，全部记录下来。这个拍和录像的拍有什么差别呢？它也是在拍，但不是我在控制镜头。我不太喜欢在镜头语言里有太多的主观性。所以，这样的拍和我们通常说的录像的拍摄，是不一样的。它算不算录像艺术，我也不知道。

《30×30》，1988

一点艺术：《30×30》在“黄山会议”期间播放后，有人诟病作品的技术问题，你怎么看？你觉得拍摄技术对于影像表达来说重要吗？

张培力：没有技术也是方法之一。可以说是没有技术，也可以说从主观上排斥技术。之后我有些拍摄也用了技术。我乐意去尝试不同方法，这要看作品的必要性。比如今年博而励画廊展出的那个大的肖像《脸》，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来拍，设备也很好，拍的时候画面、灯光很讲究，是在摄影棚里拍的。

2009年拍摄的《阵风》，先是专业地搭出室内景，然后人为地把它摧毁掉。用了五台摄像机，不同角度同步记录。这个作品里用了在电影或录像里经常会用的技术，比如诗意化的叙事方法，柔和、缓慢的镜头语言，窗帘飘动、金鱼缸啪地打碎，都是很慢的。现在要做到这个不难，只是比较花钱。在当时来讲，是我第一个成本最高的作品，搭景、拍摄、后期大概花了30多万。

一点艺术：后来你也把杜尚“现成品”的概念挪用过来，在创作里使用了许多影像的“现成品”。

张培力：对，有很多时候，我的作品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录像，因为后来我连拍都懒得拍了。有一个作品《最低像素》，用的素材是我在新华书店买到的音像制品，它原本的内容是当时合法的、可以公开发行的，大概是卖给新婚夫妇的性教育影像资料。我在书店里看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中国居然可以以这种科学教育的名义，卖黄色影像制品。后来，相关的光盘我都买了，买了好几个。买回去一看，我觉得很荒唐。特别好笑，实际上从色情的角度来讲，它完全不是A片，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比A片还要色情。因为A片是没有解说的，而它这里边是有解说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指导。这些东西用得着解说吗？一解说会变成件很麻烦的事。而人也确实在表演。男人穿着泳裤，女人穿着泳装。

后来我用了很小很小，大概五英寸的液晶屏来呈现这个画面。（内容不是我拍的，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录像吧？）我在液晶显示器下边放了红外感应器，设定的感应距离是3米。因为屏幕很小，3米之外，其实看不清什么。但越走近，越会产生干扰，出现雪花点，最后图像完全消失。这是一个矛盾关系，观看的矛盾。在远处你看不到，走近了想看也看不清楚。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