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绘画对我越来越没挑战性

一点艺术：医疗器械和疾病主题出现在你早期的创作里。比如著名的医用手套《X？》系列，以及《1988年甲肝情况报告》。这跟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张培力：我一直认为，一个个体就是一个社会，一个个体就是一个世界。对我来讲，这些符号的影响是特别矛盾、含混但又特别强烈的。不光我父母都是医生，我自己从小也跟疾病、死亡和治疗相关。自我记事起，就三天两头去医院。生病比一般的孩子要多得多。身体很弱，小的时候经常受别的小朋友起欺负。我那时候的确不喜欢在艺术作品里对宗教、政治、社会、文化进行简单的指涉。我认为，一张画主要靠的是形象，加上色彩，再加上表达方式，就是艺术的全部。我就是想画可能什么都不是的一张画。你也可以说你从中看到很多，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联想。作品的意义不是通过简单的符号给定的，如果非得说这是关于生命，是关于死亡……这样的话，艺术就沦为工具了。

一点艺术：那个时候绘画的技法和观念都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后来不画了？

张培力：我对绘画太熟悉了。80年代末有段时间我停止了绘画，到了90年代初又画了一段。94年之后就完全停了，到今年差不多20年。后来随着我涉及到的创作媒介越来越多，绘画对我来讲越来越没有挑战性。我有把握可以画一张大家都认为还不错的画。到现在，很多人说，你差不多二十年没画了，真的要再画，还能画好吗？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可以画。但如果画一张画，虽然是好画，但自己都觉得没有意义，值得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画下去。但如果强迫自己很有耐心地画，这张画是能画出来的。

《2012的肖像》，2012

一点艺术：是绘画作为语言对你想表达的东西来说不够吗？

张培力：我前段时间在美国待了一个月，都在做石版、铜版和木刻，还有数字打印。这个也是绘画，也是平面的，纸上的。还有在做镜子上的作品，不是直接手绘，用了很多照片图片，也做了肌理效果。对我来讲，做石版也好、铜版也好，木刻也好，做录像也好，摄影也好，里边总归得有一点新鲜感，这个过程才是有意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尝试和新鲜感，好像就提不起这个精神。油画就是这样。对我来说，现在要画，可以，但它就是重复的工作。

一点艺术：后来你尝试用文字来创作作品，这在艺术史上是非常罕有的。1987年的《艺术计划2号》是一份长达15页的方案计划。用文字创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培力：事实上，《先奏后斩：关于X?的展览程序》才是我第一个用文字来写的文本。在此之前，我不是在画一批手套吗？我原来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想画几乎同样的手套，画一百张。一百张之后做个展览，一百张等于一张，这么一个概念。后来由于这是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计划，我就想，先用文字来描述这么一个展览，一个还没有呈现、也不知道能不能呈现的展览。这个就是“先奏后斩”。在成语里，先斩后奏，是某个事情先做了，已成为现实，再告诉你。先斩后奏很多时候是贬义的，它是不合理的，应该是先奏后斩。我把它倒置过来，事先告诉别人有这么一个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到底什么时候真的会有，不知道。

写这个文本之后我生了一场病。那时江浙这一代流行甲肝，我住院住了四十多天。病愈后待在家里，一个是做了《甲肝情况报告》，另一个就是写了《艺术计划第二号》。很有意思的是，用文字来描述一件作品，比人用眼睛真正地看到作品，有更多的丰富性。我们在描述一个谁都没去过的景时，看文字，想象是很丰富的。也许你到了那儿，它也就这样了。我觉得视觉比文字可能更有局限性。这跟一般的概念不一样。想见的和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想”见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可以替代“看”的。

《艺术计划第二号》没有具体的作品，它只是设置了一个观看和对话，观看用的是窥视，对话用的是对谈。整个文本类似法律文本，窥视和观看要遵守很多规则，这些规则很大程度上又都是荒唐的。没有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按照这样的规则来观看，来说话。但是，如果你更进一步地看问题，难道这个社会的很多规则在现实当中都是有意义的吗？大多数规则不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