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毛旭辉的作品《剪刀》

    杨凯：从您的展览作品里边可以看到有《椅子》，是否和《家长》系列一样代表中国封建家长的一种权利和欲望的关系？像是在记录关于权利的问题，更多地是表现权利，尽管很隐晦，这个你是怎么理解的？

   
    毛旭辉：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它的一个内涵之一。如果这个里边没有包含这些内容的话，我觉得它就太空洞了。我想使我的作品包含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可能我们的历史，我们对历史的遐想和感受，因为家长制是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一个有着非常悠久的封建主义的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我想，为什么我把它弄成一把椅子，这种权利感就浓缩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做艺术的，艺术就是要通过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把一些观念体现出来。可能在画《家长》系列的时候，那把始终位于中心的靠背椅，或者靠背椅上的人，浓缩了我对古老权利的一种感受。我是把这种感受形象化了。我找到了这么一种方式，把这种感受表现了出来。不管是批判它也好，或者是揭示它也好，我只是把我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至于批判不批判，不管它，因为我是在做艺术。我不知道艺术的批判功能到底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留下来一些视觉的经验，或者是视觉的一种效果被呈现出来。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它的意义的。至少我对权力的心理感受通过作品被保留了下来.
   

    杨凯：从你的作品里可以看到，绿色象征生命，也象征着美好、健康；剪刀象征个体，也象征某种权利或力量，你是否想通过作品来宣泄某种不满和暗示对生命的呵护？这是不是你在绘画中最想表达的东西？

   
    毛旭辉：《家长》或者《剪刀》的初期阶段是包含着那么一些内容在里边的，或者是这么一些想象的东西，或者是想表达的那些心声在里边。

    我现在可能要强调的是，我现在没有想那么多,有些问题已经表达过了不必再重复，想了解我对权利的看法可以去看我89年到96年之间的作品, 现在更多地是涉及到一些不同的创作问题,当然我塑造的这种形象，“椅子”也好，“剪刀”也好，我已经把它转换成我的一个代言人的时候，它可能会讲权利的故事，也可能讲我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比如说色彩的变化与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所遇到的那些情况有关系。对春天的感受也好，对去世父亲的悼念也好，我把它转换成那么一种东西，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在说权利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成立，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成立，还有待于经过展览，经过展示，交给批评家或者是交给观众和市场来检验，看它的反应如何。但是我就是用那么一种方式来陈述我的感受。我必须通过一种我可以驾驭的，或者我认为有我自己特点的方式来传达对春天的感受，或者对死去灵魂的一种感受。只有通过它我才能够有效地表达我自己。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有效的，对别人是不是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