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似乎完全赞同黑格尔的意见。黑格尔这个令人敬畏同样也令人昏厥的观点是(简而言之)：美的艺术只是精神之易为人们接受的漂亮外观，它位于精神升腾过程的中途，一旦精神意识到自己，它就抛弃美的艺术这个旧情人，投奔哲学这个新欢(因为它是精神显现的最佳方式)。黑格尔的全部艺术哲学的结论是：艺术家的一切努力只是在为哲学家的到来做准备；他的另一个更具野心的结论则是：全部人类精神史的发展最终在他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全部人类历史，亦即全部人类精神的发展只在等待他——黑格尔的降临。这就是黑格尔讲述的故事。丹托似乎十分相信这个故事。在《艺术的状态》一书里，他又说：“我想引用三个出现在黑格尔关于艺术哲学的纪念碑式的讲座——他的《美学讲演录》——此书被马丁·海德格尔描述为西方关于艺术本质的最完备的理解——中的命题：

 艺术不再被我们看做是真理在其中以其存在来培育自身的最高方式。
人们或许可以希望艺术还会继续发展并完善自己，但其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求了。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艺术对我们来说是并且仍将是外在于其最高的使命，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东西。”7

      好像担心读者会误解他的意思，丹托在著名的梅隆艺术讲座中又大谈特谈黑格尔的意见(我始终认为那只是黑格尔的“意见”，而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知识”，当然柏拉图本人的话也只是“意见”)：“我(即阿瑟·丹托)的想法是，艺术的终结是由走向对艺术之真正的哲学本质的意识构成的。这个想法完全是黑格尔式的，黑格尔阐明这个想法的段落是非常著名的：艺术，就其最高天职而言，对我们来说是，并且仍然是一种过去了的东西。因此它对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真实与生命，而且已经被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之中，而不复保持着先前的那种现实必然性，也不再占有较高的位置了。如今艺术品在我们身上唤起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即刻的愉悦，而且也是我们的判断，因为我们使和艺术的内容，艺术品的再现手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符合或不符合，都臣服于我们智性的沉思。因此，艺术哲学在如今要比艺术本身就能提供充分满足的时代变得更加需要。艺术邀请我们进行智性的沉思，而这已不再是为了创造艺术的目的，而是为了从哲学上弄清楚什么是艺术的目的。”8

      丹托为黑格尔辩护道：从黑格尔作“美学”讲座的1828年到比方说，1964年，艺术史的实体所发生的事实，似乎可以证伪黑格尔的命题。然而，这个时期不就是丹托所谓的“宣言的时代”吗?每一个宣言都伴随着从哲学上界定艺术的努力，这与黑格尔所说的到底有多少区别?不再提供“即刻的愉悦”的艺术，不正是不再诉诸感觉，而是诉诸黑格尔称之为判断的东西，并因此诉诸我们对于什么是艺术的哲学信念了吗?这几乎不就是说艺术世界的结构不再由“创造艺术”构成，而是由明确地为了从哲学上弄清楚什么是艺术的目的而创造艺术所构成的吗?黑格尔以降，丹托断言，如果只考虑由哲学家所从事的艺术哲学，艺术哲学可谓一片荒芜，也许只有尼采与海德格尔是例外。

      海德格尔1950年其《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的“后记”中论辩道，要判断黑格尔的思想之正确与否，现在还为时过早：“尽管我们可以确认，自从黑格尔于1828-1829年冬季在柏林大学做最后一次美学讲座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作品和新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黑格尔在上述命题中所下的判词。黑格尔决不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与艺术思潮。然而，问题依然是，艺术仍然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压根儿不再是这种方式了?”9

      当然，冷静地思索，黑格尔的断言并不像人们初听上去所感到的那么荒谬。我个人认为，黑格尔是自柏拉图以来极少数真正懂得艺术本质的人。在他之后，也许真的如丹托所说，只有尼采与海德格尔称得上传人。更晚近一些当然也要算上阿多诺。黑格尔想法的(但不是丹托的)精髓在于，他真正知道艺术如果丧失了作为真理的开启场所的地位，从而沦为挂在人们墙上的装饰品时，意味着什么。当艺术不再是人生(或海德格尔所谓“我们的历史此在”)意义的见证，而是单纯的装饰品时，艺术的确已经走向了终结，因为它已经丧失其根本的重要性了。

      黑格尔深刻地把握住了艺术与真理(或他所谓“精神”)的关系，但是他关于艺术将让位于哲学的观点仍然是错误的。因此，丹托的错误乃是黑格尔错误的延续。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不该将艺术之与真理、道德的关系理解为线性发展的关系。在他看来，真理内容(或他所谓“精神”)将依次以艺术、宗教，最后是哲学作为其形式(外观)。故而他必然的结论是：艺术将被哲学所取代，从而走向终结。他不明白，艺术(或美的形式)与其真理内容、宗教或伦理关怀之间，可以发生同时共在的关系(而不是线性发展的关系)。不无悖谬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成了取代艺术的东西，到了黑格尔的忠实信徒海德格尔那里却成了被取代的东西。海德格尔断言，随着尼采的到来，哲学也终结了。海德格尔本人(某种意义上与尼采也一样)反倒将艺术(或诗)当作取代哲学的东西。历史好像在开哲学家的玩笑。只有在阿多诺那里，艺术之为“美”的外观或形式，与艺术之为“真理”开启的场所，以及艺术之为“善”的社会功能之间，将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存在。阿多诺赋予黑格尔以来的艺术哲学命题以当代的形式。他是，就我所知，迄今为止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最为真知灼见的意见的人。10

      如果说丹托的工作只是重复黑格尔早已说过的意思，那就不会有人去理睬他。他的贡献在于，他认为他发现了为黑格尔所预言的那个艺术的终结时刻的到来。丹托叙述了那个伟大的时刻。他把它刻画为在1964年，他在某个展览中与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的相遇。与反复述说黑格尔的意思一样，丹托也反复诉说他的这一遭遇作为历史性时刻的深远意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正如整个人类世界，亦即人类精神，曾经都在等待黑格尔老人的降临，整个艺术世界也都在等待丹托的到来。丹托一来，不仅是沃霍尔被授以“哲学家称号”(“我希望提呈的思想是，由于沃霍尔，艺术被提升为哲学，因为它提出的问题及其提问的形式是艺术在这个方向所能做的极致——它的答案必须来自哲学。而在转向哲学中，人们不妨说，艺术已经来到了某个自然的终点”)，11且整个波普艺术也被赋予了某种合法性(“对我来说，一个既定的艺术运动必须被理解为某种历史必然性，在我看来，波普艺术是对艺术性质的哲学质问的一个回应”)。12接着说：“毕竟，抽象表现主义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得出了某种原创性的回答——绘画即画画，即画画的行为，这是某种类型的行动，而任何看上去隶属于绘画的东西其实只是偶然的东西。波普艺术更为直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以真正哲学的形式：为什么这是艺术，而某种跟它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普通的布里洛盒子，一个普通的汤罐子——却不是艺术，特别是当艺术品与真东西是如此相像，以至几乎无法加以分别的时候?”13

      这样，事情又回到黑格尔。丹托提出了“事物的停止”与“事物的终结”这样的哲学区别。他是这样解释的：将黑格尔判断的可能的真理性与1828年以来的艺术史事实联系起来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某事物的停止(something stopping)与某事物的终结(something coming to an end)之间做出区分。停止是一个外部事件，就是说某事物在它本来仍可以继续的时候被迫停止。而终结是模式与完满的一个内部事件，正如在一首曲子或一种叙事中，当这首曲子或叙事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继续下去的时候。14

      丹托坚持，黑格尔认为在终结这个词的叙事意义上，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也就是说，艺术已经成为它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的更大范围的叙事的一个尾声而已。艺术的故事是艺术在精神的宏大历史中所扮角色的故事。以前有过艺术，将来也还会有艺术，但是艺术的最高使命是达到某个更宏大的事件。有那么一个时刻，艺术的活力(或精神)正好与历史本身的活力(或精神)相吻合——然后它旁人某种别的东西。“因此问题在于，”丹托继续说，“艺术史是否存在着一种叙事结构，如果存在的话，走向终结就只是一个逻辑问题罢了；抑或，艺术史只是一种编年，首先这个接着那个……因此，问题是艺术是否有某种结构或另一个(即没有结构)；因此它是否会走向终结——还是它只是停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