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7日的深夜，寝食不安的鲁迅拿起笔，为在两年前的这一天遇害的白莽、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写了一篇祭奠文章，取名《为了忘却的记念》。文章的开篇，鲁迅就表明了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缘由：“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辣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鲁迅写文章所要纪念的这五个人并非他的挚友，为什么事隔两年仍然对他们的离世耿耿于怀呢?这当然是鲁迅悲天悯人的气质所决定。虽然不是挚友，但也是同道，何况白莽和柔石生前跟他都有过交往。生命已逝，但那些交往的印象尚存。作文是一种追忆，当然不是为了忘却。而之所以鲁迅要将这篇祭奠文章取名《为了忘却的记念》，只是一种反话反说，为的是加重缅怀的语气。所以，文章的结尾处他又这样说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岳敏君在跟我谈到他的作品《场景》系列时，常常会提及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使我不得不回到鲁迅的情境，对于岳敏君所表现出来的《场景》系列作品，也就不自觉地会联系起中国现代史的广阔背景来认识。众所周知，岳敏君在中国当代艺坛上的成功，起初并不是因为《场景》系列，而是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塑造出了一个嘻皮笑脸的自我形象。关于这个嘻皮笑脸的自我形象，过去的批评解读主要是集中在对权力社会的反叛上，即假借一种自我的嘲讽方式来发泄对政治社会的不满。其实，这只是一个特定时代条件下的解释。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联系起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则会发现岳敏君的这种自我塑造包含了更多现代意义上对人生价值的追问。

　　人，作为存在的主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很少涉猎的话题。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居于正统的儒家文化创见了一种天下的整体关怀，但在放眼天下的同时却忽略了更为丰富的人性内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此为价值主干来维系社会，在营造出一派天下和谐局面的同时也深深地宰割了人，尤其是阉割了底层人民的命运。正因为如此，鲁迅站在现代性的基石上才看到了过去中国的历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史，从而惊讶于“吃人”二字，并由此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立人”的内核，才具有了超越历史循环的现代性内容。然而，鲁迅们的启蒙虽然打开了一扇认知的天窗，使底层社会获得了觉醒，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觉醒后的底层社会却又重蹈覆辙，演变成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结果是人作为存在的主体仍然被一次一次的社会改造所压倒，而通过阶级斗争所激发出来的也依然是那种占有与统治的权力欲望。事实上，即便是八十年代的再度启蒙，也并没有抛开这种阶级的阴影与权力的诱惑。我就清楚地记得当时许多新潮艺术家都喜欢借用尼采的一段比喻，即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来虚拟自己的崇高与平庸大众的不同。这样的启蒙思想演绎出一种精英的价值模式，又在某种程度上屏蔽了人性解放的内容，从而直接导致了这种启蒙的内部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