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的投资与投机

　　无论中国的股市在一路的进程中经历了多少波折，无论中国股市同其他成熟的股市相比有多少可以改进之处，中国的股市在中国经济转折中所起的作用，将来是一定会有人大书特书的。格林斯潘和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等人都曾经将中国同俄国相比，指出中国股市在国有制朝股份制转化的经济结构变革中所起到的稳定社会的作用。今天，中国股市的另一个作用，也就是让全民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在投机同投资的概念之间划一条界线，正是同这个作用相关。

　　中国经济这20多年来的持续发展，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分不开的。通过股市的分配，企业创造出的财富会转移到社会里。同时，通过股市的调节，这些资金又会转而投入高品级、节能型、环保型以及技术、智能和资本密集的企业的开发之中。社会需要通过投资的过程来聚集这些资本；个人也需要通过投资的手段来保证晚年生活的安逸。大量的年轻就业者今天在经济发展方面是个优势，但是，30年之后，这样的优势就会变为社保方面的劣势。光凭政府的力量，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保持这么大数量的人口在退休之后仍然生活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上。父母两人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又显然降低了子女抚养父母的能力。由于股市的存在，人们就有可能通过个人长期投资而积累足够财富以颐养天年。

　　投机者以高回报为宗旨，对资本本身的积累并不感兴趣，资本只是赢利的工具。按照不少学者分析过的所谓“赌徒自毁”的逻辑，以这样的心态，赢的越多，每次投机的注本就变得越大，一旦亏损，输掉的资本量也就越大，少数几次失手，就会将以前的盈利亏损殆尽。

　　投机是根据对未来的直觉的、感情的和理性或非理性的揣度而采取行动。它未必一定是坏事。事实上，无论有什么样的警告，只要有机会，自然会有投机者出现。不过，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同样是投机者，他们追求的东西可能并不相同。

　　有人指出，美国的投机者在文化根源上是同哥伦布时代开始的“美国梦”相连的。哥伦布发现北美洲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对投机活动的最大奖励。在美国社会里，作为投机活动基础的民族心理，是觉得总有一个还未发现的、更为美好的未来存在于凭理性发现不了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换一个社会文化背景，情况可能会有不同。几年之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同韩国交易所的总裁聊天，请他讲讲在他看来为什么韩国的期权交易有如此的天量。他提到的原因之一，就是韩国的居民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利而始终面对着生活条件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历史上养成了一种通过投机抓住可能的机会以求生存的心理。同样是投机心理，在两种文化社会背景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在拉丁语中，投机者一词指的是放哨的哨兵。

　　中国人爱好博弈好像已成了公论。其实，这里也许有更深层的东西。去年我在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翻译的两本期权书写前言时提到，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所拥有的如此巨大的中小投资者和交易者群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欧洲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想要培养出一个个体投资者的市场，到现在也没有成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无神文化的国家，在人们意识中不存在主宰他们财运的神祗。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博弈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在有限范围内以游戏式的平等而赢得无限财富的幻想空间。博弈是人为地制造出风险来角逐；投资是规避生活中实际面临的风险。投机则是游戏现实风险，以求高额获益。无论文化根源是什么，这种愿意自己来管理自己财富的积极性，都无疑是推动股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股市能否平稳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动力在投机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