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0年4月18日

形式：E—Mail通信采访（共三次）

刘淳：大毛你好！应该说咱俩神交已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通过信件和电话，但至今没有见过面。从地理位置上说，你长期生活在云南的红土地，而我则生活在山西的黄土地，今天以电脑网络的书面形式与你对话，在我看来，依然像是面对面一样，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毛旭辉：是的，我的内心与你一样，看到你从E—mail上发来的谈话问答题，同样倍感亲切。我还想说的是，你的这像工作非常好。你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你为中国当代艺术做了许多事情，可以说是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刘淳：过奖。谈不上什么贡献，只是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已。要说贡献应该是你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云南进行新潮美术革命，任何一个艺术史家在梳理和撰写当代艺术史时，都绕不过你们“新具像•云南现代艺术群体”。而你，又是那个艺术群体中的领袖人物。

毛旭辉：那都是过去的往事，但无论怎么说，我依然怀念80年代，80年代发生的一切，今天依然让我感到温暖甚至兴奋。我们置身于今天这个时代，对并不遥远的80年代真的有一种深情。也可能，80年代将会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一部分。

 刘淳：在长期居住云南的艺术家中，现在只有你和叶永青是从8 5 美术新潮走过来而且一直走到今天，云南在中国的版图上看比较偏远，但云南并不封闭，也不保守。比如早年的西南联大就设在昆明，虽然抗战胜利后各自返回北京和天津，但为云南留下的思想和精神却是永久的——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从你的作品所关注的东西和你所思考的问题来看，你是一位思想开放的艺术家，并且，你的作品在获得成功之后也没有使你导致满足与个人情趣和孤芳自赏的程度。换一个角度说，从你大学毕业到现在的20年中，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思想和立场，你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身置云南却放眼世界，谁也阻碍不了你的高度。所以，我想请你谈谈你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

 毛旭辉：你说的对，云南虽然在地理上比较偏远，但云南并不封闭，甚至它还有一种天然的包容和开放性格。云南很大，地理和人文环境十分复杂。从与东南亚各国接壤的亚热带丛林到与西藏接壤的有香格里拉美誉之称的高原地带，从横断山脉到云贵高原及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穿月亚洲六国的澜沧江流域，居住着5 0 多个民族。1 9 1 0 年由法国人投资建造的滇越铁路（昆明——越南河内）就已经全线通车，从那时起云南就不再是一个封闭自守的地区。在更远的年代，马帮——茶马古道将这个地区的文明与内地始终紧密地联系着。当然它与位于北方平原首都的距离始终是令人生畏的，在50年代，从昆明到北京要乘汽车换火车再换火车，行程长达九日之多。 1 9 5 6 年在我出生后的一个月就随父母从重庆支边到昆明，也是乘天然汽车再换火车，足足走了六天。我们全家就是这样来到昆明的。在我的印象中，1 9 7 0 年、1 9 8 0 年来昆明的人都感觉得到，由于它与首都间的距离和多民族杂居的空间，就日常生活而言，它反而比内地放松的多。在北京老百姓还没有野生活的年代，昆明就称得上是一个不夜城，由于气候和温暖，你在夜里任何时候都能找得到吃东西的地方。在过去的金碧路上，还能喝到越南的咖啡，吃到法国硬壳面包。年轻人很那些印尼华侨和越侨学夏威夷吉他和木吉他，唱印尼民歌，穿喇叭裤，在南屏街上海人开的“香海”理发室吹“导弹头”（一种类似美国猫王的发型）。在滇游泳池，夏季的海埂（滇池边）成了年轻人的乐园。自从工作以后，我那时才1 4 岁，也就成了那种戴军帽、穿黑港裤、回力鞋的一员，跟着我的哥哥玩儿手风琴，弹“蚊子铃”（八弦琴）和木吉他。总有一本《外国民歌2 0 0 首》同毛主席语录那么大小的版本传来传去，那年头被称之为“黄色歌曲”。我和大哥同练一架手风琴，后来我觉得玩儿不过来，就专心画画去了，当时借来的一本书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是一本由苏联人写的《给初学者的几封信》，让我走上了绘画的道路。

 刘淳：父母都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毛旭辉：他们都是教师，50年代在地质专科学校教语文、政治并兼任一些行政职务，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学医的，毛家有四代行医的传统但在他们那里中断了。早在20年代我爷爷就跟着他的父亲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行医，由于他又拜师学了西医，加上祖传的秘方，所以在重庆颇有名气。40年代他已经在市中区的解放碑附近小什字临街开设了诊所。那栋两层楼的西式洋楼，我在60年代的“文革”期间还在那里小住过几日。那时我爷爷已经去世，他得的是癌症，有一手好功夫的爷爷却不能为自己治病。于57年他刚刚50岁的时候，连同他的诊所一道卖了。从照片上看，爷爷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是一个十分儒雅的人。他娶过两房有九个子女，亦没有一个随他学医。我父亲为长子，爷爷那时为了应付商行间时而发生的某些小人的不正常竞争手段，从长计议，他让长子去重庆大学学法律，想的是通过法律来保护正在兴旺的家业。到了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我发父亲在学法律的同时爱好文学并和他的同学创办了诗刊，歌颂民主自由，参加反政府的**，结果在毕业前夕他们的诗刊被查封，我父亲（与我母亲结婚不久）被逮捕，关押进国民党在西南重庆近郊歌乐山上的白公馆。父亲在那里被监禁了半年之后，在1 9 4 9 年1 1 月在大屠杀着越狱成功而幸免遇难，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父母在4 9 年那个历史转折的时期脱离危险之后，母亲与父亲一道为新政权积极地工作，50年代初参加了土改工作队，5 2 年参与组建了重庆地质学校。5 6 年昆明地质学校开办，因此父母就被调到昆明支援新校，我们全家五口人就这样从重庆来到云南的昆明。

刘淳：当时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毛旭辉：我的童年是在昆明地质学校长大的，当时政府非常重视这个学校，学校的设备和周围的环境非常好，背靠红土山下，还有可以放风筝的大操场和养鱼的水库，教职员工自己也动手种植包谷、向日葵、南瓜和蔬菜。学校那时还招收从印尼回国的华侨学生。每逢过年食堂里开始杀猪，杀声震天，这声音宣告着新年的到来。60年代母亲调到地质局的机关工作，生活环境一下子就变了，从郊区到了市区，我和两个哥哥成了城里的孩子，机关大院的孩子。随后不久“文革”爆发，学校停课，许多人手臂上带上了红袖套，传单满天飞，大街上总在游行，一夜之间，世界激动起来了。父亲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罪名是叛徒和走资派。母亲的心脏变得脆弱起来，生活非常艰难，排队买蜂窝煤、买粮、买菜，买什么都要排队。父亲再次被单位的造反派关押起来并监督劳动，大哥去了靠近缅甸的盈江当知青，弟弟妹妹一起到火车站送大哥大姐，汽笛一响，车轮启动，哭声一片。

刘淳：好象你在70年代初就参加工作了，那时你才十几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毛旭辉：我是1 9 7 1 年参加工作的，那时我才1 4 岁。据说那一年国民经济要垮了，周总理又亲自出来抓国民经济，所以我和我二哥那一届的中学生就用不着去“修理地球”（当知青）了，而是要去当工人，班上年龄大一些的都如愿以偿地进了工厂。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一名工人是我们的志愿，但年龄小的学生只能分配到商业部门。就这样我和二哥当了工人，我进了百货公司一家鞋帽批发部当搬运工，每天就是没完没了的上货下货，一顿饭能吃下二斤粮食。工作不如意到不是因为劳累，只是在商字号的单位工作，在同学们面前总有些抬不起头来。

刘淳：1 9 7 7 年恢复高考，云南的许多年轻人都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你为什么报考的是云南艺术学院？

毛旭辉：那些年只想上学，根本不想那么多，也没什么比较。不过我倒觉得在昆明上学挺好的，那时对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幻想，也没想过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现在想想学院那些年的条件真是太差了，没有像样的画室，图书室里除了几本苏联的画册外什么都没有。那时的学生都很勤奋，有一半的同学来自边远的农村和部落，他（她）们是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的知青，还有一部分来自工厂，就象我已经工作了六年才获得这次考试的机会，对命运已是感激不尽，而且我还是带着工资上学的，幸福来的很突然。

刘淳：上大学前你就在昆明百货公司工作，大学毕业后为什么去电影公司画海报呢？

毛旭辉：8 2 年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后还是被分配回昆明百货公司，当然不再是搬运工、仓库员、统计员了，而是到金碧路的一家百货商店当美工，说是去搞橱窗设计，实际上只是一个写广告、招牌、剪布标的人。工作非常无聊，不过在那一年看了不少书，也画了不少的画，8 4 年在朋友的推荐下，费了一番周折调到昆明电影公司宣传科的美工室，这个工作还比较对口，画电影海报还比较有意思。而且比较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位好书记，这个书记是一位专业军人，读过不少世界名著，对我这个留着一头长发，穿牛仔裤的大学生与其他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到电影公司一上任，就赶上庆祝国庆的电影周，4 块2 •5 米高、4 米宽的海报等着我去画，当时用了一周的时间就画完了三 块，另一块由来帮忙的一个老美工分担了。我最早画的那三块是吴天明导演的《人生》，郭凯敏主演的《邮缘》和越战片《高山下的花环》。

刘淳：我在采访张晓刚时，他说他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回到昆明与你结识后你们几乎是经常在一起，当然谈论更多的还是与艺术相关的话题，在经历了痛苦、焦灼、失意、困惑等煎熬之后在精神上获得了某种超度的再生。所以从8 5 年开始，你们协起手来向社会发出了源于生命的嘶喊，你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毛旭辉：我们认识是在上大学之前，当时我和他都在昆明附近的晋宁县。他是知青，我是被单位派到那里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一员。一次晋宁组织了一批知青搞美术学习班，我去那里玩儿，碰见了张晓刚，那个学习班的许多知青后来都考上大学了，他就是其中之一。从那以后就有了往来，在大学里经常通信，各自汇报学习的情况，交流一些美术上的认识。每逢假期他回到昆明会带一些四川美院同学的习作给大家观赏，象何多苓、周春芽、高小华等人的素描。有些假期也一起到云南的乡下写生或者到外省游玩，其实主要是去拜访名流。7 9 年夏天我们去上海拜访过8 0 岁高龄的颜文梁先生，并在他的家中看到了他当年在欧洲的写生，非常精彩，真是令人赞叹。在南京看到了石鲁的大型个展。在北京拜访了袁运生、马德升和黄锐。那一次同路去的还有叶永青和我们班上的同学，走了不少地方。毕业之后，张晓刚回到昆明，大家各自的处境都不好，张晓刚找不到工作，一度还去当装卸工。我在金碧商店呆得很烦躁，那时感到大学期间的理想——当艺术家的理想一下子被窒息了，社会根本不需要艺术家，而那些稳居在专业职位的人与艺术根本不沾边。张晓刚的家庭是那种古板沉闷的干部家庭，他在家里根本呆不住，我从小出来工作，习惯和朋友泡在一起，所以那些年常常在一起借酒消愁。后来他谋到一个在昆明歌舞团的工作，也是做美工，还有一间1 2 平方米的宿舍，在走廊的尽头，那里也就成了昆明一些画家和文学青年聚会的窝子，他楼上的道具房很大，后来也成了我们这帮人开圣诞p a r t y 的地方。每到周末、节假日都要喝个一醉方休，疯狂地谈论人生和艺术，唱俄罗斯民歌、黑人民歌、毛主席语录歌，从东北吉林来的潘德海，诗人王坤红、张夏平和已经留在四川美院的叶永青，还有从各地分配回来的画家，从新疆回来的吴文光，上海的张献都是经常泡在这里。那时在一起玩儿的人不少，凡是打着艺术的名义，对现代艺术感兴趣的到在这个 圈子里窜来窜去。有时在节日的p a r t y 上会出现4 0 多人，非常膨胀，喝组醉了的人就象垃圾一样被扔在一旁，能喝的继续吹，继续唱。那是一些狂欢之夜，骚动的灵活主宰的夜晚、魔鬼的夜晚。 周末的聚会和狂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种青春消耗的方式。其余的时间还要干工作，晚上画画、读书，这帮人一致地成了学院派的叛徒，后印象派、巴黎画派、毕加索、蒙克、佛罗依德、萨特、尼采、卡夫卡、斯特拉文斯基、卡朋特等人成了大家共同的精神领袖，那几年翻译过来的东西不少，在精神上帮了大忙。否则完全靠自己去“悟”，我看没那么容易，如果没有引进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我们今天还不知在干什么。

刘淳：当时你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是不是因为太郁闷的原因？

毛旭辉：那是肯定的，那是八十年代的郁闷。我们的青春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新的思想有活力，但旧多观念更有势力。毫无疑问中国在向世界开放，文化上的讨论也就多了起来。只读几本书，信奉一个观点，反复看几部早期英雄主义的影片，唱几台样板戏的时代一下子就结束了。但这一切还仅仅是一种开始，事实上，社会的变化并没有书本和头脑上来的那么快。“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套价值观马上从生活中消失。现实是什么呢？在有些单位，青年女工留披肩发，穿高跟鞋，抹口红都是被禁止的；“外国民歌2 0 0 首”仍然是黄色歌曲的代名词；邓丽君的歌是靡靡之音，弹吉他、穿牛仔裤、留长发是年青人堕落的表现，离婚是一件丑闻，“爱情”是人们不太习惯的字眼，电影上没有接吻这样的“暴露镜头”，现代派更是洪水猛兽，摇滚乐还没有打进来，高现代派并不是什么时髦的事，至少你参加比了展览，上不了杂志，凭那几下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那是精神和现实产生巨大反差的时期。对于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都太生疏，太沉重了。回想起来，在那些青春躁动、穷愁潦倒、怀才不遇的日子里没有沉沦下去，全靠艺术这根缆绳了。酒喝干了，歌唱完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无法逃避灵魂的审视，看着一天又无言地死去，孤寂和绝望并没有摇动，最后你只有在窄小的居室里继续摆弄颜料和调色板，去画布上证明你的生命和灵魂的存在，去反抗死亡。那些日子从事现代艺术成了精神上的自救之道，成了有效平衡精神混乱的方式，生命和艺术血肉般地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