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十五年后，该想法在上海郊区得以实现。艺术家在这里树立起他的第一座年度纪念碑——长宽各1.2米铁锈色铸铁方柱。《偏离17.5°》(2007年至今)的标题来源于作品所在大型多用途开发区的物理布局，同石柱方阵本身进化演变(按照正南正北的坐标系统规划)两者之间的角度偏差。《偏离17.5°》既作为公共艺术项目，又是艺术家个人纪念碑的形式，可以追溯到如罗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和詹姆斯-特里尔(James Turrell)这样的大地艺术家。但《偏离17.5°》所伫立的地方不是美国西部广袤空旷的平原，而是当代的城郊开发区，不是艺术鉴赏家们朝觐的空洞场所，而是为每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所做的单纯标记，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扩张。也是在这一点上，它和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用考顿钢制作的钢铁作品也不一样，虽然两者亦处在同一个艺术谱系中。隋建国的柱阵是疏落排列的，柱与柱之间相隔220米。尽管部分铁柱位于室内，对周围已有建筑和居民来说必然非常显眼，但它们的存在并没有任何侵略性或进攻性，而只是勾勒出了自然的秩序——地球的南北磁极，和人的生老病死。

在以上所有作品(《时间的形状》，《年度纪念碑》和《偏离17.5°》)中——隋建国都特别关注时间的流逝。每件作品真正的最终构成逻辑——开放地，无限扩张地，但又终有结束——将他的雕塑实践带入了第四个维度。偶然性在最终结果上显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纵然季节更迭，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却坚持不变。就这样，艺术家在多变的历史情境中，通过表明个体意志的坚定，对抗着自己身处其中的无常。如果从更接近心理分析的角度解读他不断延展的作品，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种强迫症似的、有计划的重复是针对历史动荡留下的创伤采取的自我界定。

隋建国最初并没打算当艺术家。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16岁的隋建国被分配到山东老家的一家工厂工作，期间因为受伤，好几个月都不能上班。这段时间里，他开始经常去当地一座公园散步，在那里遇到许多退休工人。张颂仁对隋建国转向艺术的这段故事是这样描述的：

“这段日子里，隋建国开始意识到，他正在预见自己的未来。……回到工厂之后，他开始为自己寻找一种文化使命，最后他认准了中国国画，向刘栋伦老师拜师。刘老师建议他应该加入工厂宣传部，因为那对一个有志于艺术的工人来说是很有前途的。不过在那里工作需要接受社会现实主义技法的训练，而传统的山水画技艺对他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帮助。但是隋建国并不是在寻找在社会主义工厂里往上爬的途径;他想学一些真正可以维持他个人人生的东西。刘大师就此接受了他为徒，指导他摹古。隋建国开始从印刷粗糙的黑白画册上着手临摹。从宋代大师的作品起，他将中国绘画历史上的名作依次摹画，几年间画了上百幅作品水墨。1977年，隋建国参加了当地工人文化宫为工人开设的艺术夜习班，并开始接受西方学院的训练：炭笔，写生，石膏模型雕塑等。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自己对雕塑特别有热情，后者开启了他往后的艺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