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坦伯格将毕加索这种想要全方位再现人体的冲动，追溯到远在立体主义之前的1905年的大量素描稿。在这些素描中，毕加索明显地想要同时呈现女性裸体的正面、侧面和反面。不过，从毕加索的事业发展史着眼，更为关键的是一幅题为《站着的裸女》的素描（插图6），它被画在《亚威侬少女》大量习作中的某一张的背面。这一事实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共同见证了毕加索的创造力喷薄而出的那一历史时刻：
（插图6：毕加索《站着的裸体》）
他最早的双向出现的人物形象是《站着的裸体》［Standing Nude］，作于1907年。这个人物是用线条勾勒出来的，每条线都维系着双重功能的巧机关。……有人愿打赌这位女士所展现的是哪一个侧面吗？是她的正面还是带着从肩头转过来的脑袋的背面？骨盆处的微弱痕迹也许再一次指向臀部，不过毕加索让这些痕迹淡化了；它们的精确指涉原本会毁掉这一两歧性。手腕、胸腔与单个乳房并没有传达特殊的线索；圆柱体的脖子，或是扁平下垂的臂膀，同样如此。当然，头部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加以读解——要么是作为从肩头转过来的脸，要么是作为一张四分之三侧着的正面脸。[7]
这幅素描的含混（或多义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既可以将它读作一个女人的正面，也可以将它读作一个女人的背面。然而，人们是否可以在同一刻作出这两种读解，却有待商榷。因为，这涉及到视觉心理学的一个难题，是贡布里希［E. Gombrich］在其《艺术与错觉》中花费大量笔墨加以讨论的问题。在一个长长的注释里，施坦伯格写道：
那种含混（或多义性）是无法看见的，这是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纽约，1960）的一个核心论题。他在此书里的插图2《鸭兔之辨》，被设计来证明“我们无法同时经验另一个读解”（第5页）。第238页再次提到这个论题，并伴以一只手的轮廓图（他的插图201）：“很少有人意识到一只手的轮廓素描是多义的。要说出这是从手掌面看到的一只左手，还是从手背面看到的一只右手，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多义的手超出了我们的绝对化经验的范围，很可能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手作指导，试图把双手和这个物像比一比，交替投射出两种解释，直至我们确信它的多义性为止。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首先采取哪一种解释纯属偶然。一旦做出投射，若要把它撤除，我们就必须转换到另一种选择。除此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这种多义性的。”（中译文参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172页——译者按）幸运的是，挑战贡布里希的理论并非我的任务，因为毕加索耗费终生之力在挑战它。贡布里希的信念，即另一种选择无法被同时看到，是以微不足道的图形为证据得到论证的。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视觉想象力的人一生努力的目标，恰恰就是要让这种含混（或多义性）变得可见，要创造出两种读解同时可能的错觉。[8]
如果真的如施坦伯格所说，毕加索终生都在挑战贡布里希的论题（即人们无法在同一刻读出二歧性图画的两种读解），那就可以证明，这果真是一个世纪难题了。这似乎揭示了毕加索工作的更深层意义：除了要挑战有史以来（至少是文艺复兴以来）被认为完全不可能的同时再现一个人体的正面和反面外，毕加索还在挑战人类视觉心理最深刻的奥秘之一。（未完待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基本上是笔者为列奥?施坦伯格《另类准则：直面20世纪艺术》（沈语冰、刘凡、谷光曙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所写的“译后记”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一个简明版本《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另类准则：列奥?施坦伯格和他的反形式主义》，发表于《荣宝斋（当代艺术版）》，2010年第4期；完整的版本分为两个小节：《列奥?施坦伯格其人》、《与形式主义的恩怨情仇》，均见《另类准则》中文版“译后记”。
[2]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Century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xvi-xvii.
[3] James Elkins, Why are Our Pictures Puzzl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4] Leo Steinberg, “Picasso’s Sleepwatcher”, in Other Criteria, pp.93-114.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p.141-142.
[6] Ibid., pp.161-162.
[7] Ibid., pp.167-168.
[8] Ibid., p.411，n27.
【编辑：李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