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 Dreaming》1881, Oil on canvas, 60x74cm, Ordrupgaard, Copenhagen

但是在大多数巴黎人眼里，他是个野蛮人，巴黎的艺评家费尼雍(Félix Fénéon)最早用”griéche”这个秘鲁字来形容高更，讽刺他是“令人头痛或不愉快的人物”，别人这种对他性格的轻视，高更在那一年(1888-89)所写的信中提过好几次，从那时起，高更就刻意营造自己为一位“从秘鲁来的野蛮人”形象。

这个“野蛮人”高更，其实除了行为粗鄙之外，心思却很复杂，一点也不像野蛮人。在同时代人的眼中，高更不但精明，而且世故，甚至接近狡滑。例如他费尽心机在毕沙罗(Pissarro)的支持下，在1880年间终于被印象派团体所接纳，而他一旦加入之后，就经常挑起纷争，根据欧仁．马内(Eugéne Manet)的描述，高更几乎“扮演独裁者”的角色，并与毕沙罗连手要把其他画家排斥于外。

高更“献身”艺术，其实动机也不单纯。不可否认，他血液里含有艺术家的因子，他的外祖父是个版画家，而他自己在当股票经纪人时，就酷爱艺术，既收藏当代艺术作品，甚至也画画，而有“星期天画家”之称。直到1882年的经济危机和联邦银行的崩溃，高更面临破产之际，才决定成为职业画家，这个决定却是带着孤注一掷的赌性与过度盲目的乐观而下的，高更传记作家汤姆生(Belinda Thomson)描述，“高更估计他若把所有的商业能力放进艺术市场，很快就会赚回他所失去的收入，他也深信凭他的行政能力和广阔的交游，绘画也可以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注1)

成为职业画家的高更，后来才发现这一行没有他所想象那么容易，艺术市场更不是他所能轻易操纵的。1882年他参加印象派画展，他展出描绘女儿爱莲(Aline)睡觉神态的《作梦的孩子(Child Dreaming)，被新闻界一致予以恶评。当然他后来持续努力作画，并设法整理出自己的美学观念，建立独特的风格，终于渐渐赢得一些名声，但也陆续与早年志同道合的伙伴决裂，如毕沙罗、梵谷(Van Gogh)、舒芬克纳(Schuffenecker)、贝纳(Bernard)等。最后，就如他在1890年6月写给梵谷的信所说：“天啊！我看到自己越来越不受了解，必须独自走自己的路途，沦落到没有家庭的存在环境，就像一位流浪的人。”他于翌年春天出发前往大溪地，而这一举动根据毕沙罗所指的，也是经过一连串的算计，包括之前举行高更作品拍卖会，先把行情炒热；待高更到达大溪地之后，再在巴黎举行筹款宴会，而这又包括许多回馈的交流，像义务画像与阿谀奉承的恳求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