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rit of the Dead Watching》1892, Oil on canvas, 73x92cm, 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Buffalo, New York

高更是抱着去他乡开创新局，再荣归故里的心情前往大溪地。临行前他向玛蒂保证，当他从小岛回来后会变为一位富有的画家，然后重新开始，并与他所爱的人共渡晚年。这绝对不是野蛮人想得出来的谋略，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是要回归人间乐园，要做乐园里的野蛮人。

高更如果不到大溪地，恐怕就无法名留青史，虽然在此之前，已经赢得象征主义领袖的头衔，他那强烈的色彩，平涂而具装饰性的手法，简洁的形式，粗犷的线条已经挣脱印象派风景画的风格，并渐渐趋向原始风格。抵达大溪地之后，他被那里的自然与神秘所著迷，性格里真正的野蛮人本能被唤醒，创作也进入新境界，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文明的生活，在他写给玛蒂的第一封信中，自夸被当地的社会名流、皇亲家属及法国殖民官员所簇拥。一位在大溪地居住过的人类学家丹尼尔逊(Bengt Daniellson)揭开了高更在南太平洋岛屿生活的神秘面纱──他在奢侈生活了几个星期之后，整天盼着每个月来一次的邮船，希望得到从巴黎寄来的信件和金钱；他与朋友、妻子通信的主题是事业，并支使他们在巴黎为他跑腿，要他们报告他作品销售的近况与艺评细节。

与其他多数画家不同的是，高更的文字能力很强，不但可以写游记，例如他以大溪地生活经验为主题的《诺亚．诺亚》(Noa Noa，意思是香味馥郁)，也能长篇大论阐述自己的美学观念，更善于解释自己的画作，不论是作画的手法、配置、用色等细节，以及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他都能洋洋洒洒写上一大堆。

象征主义要求画家以形式和色彩来触动观众的感觉，同时暗示出抽象的观念，而非以记录、解释现实为要务，善于舞文弄墨的高更显然超越这个限制。高更坚信，艺术家要为自我辩护；而另一方面，他为自己的作品写批注，则是为了促进销售。1892年末，他寄了6幅作品到哥本哈根参展，并写信给玛蒂说，“为了迎合各阶层的口味，特别选了一批较温和、较易了解的绘画。”为了帮助玛蒂回答艺评家的问题，高更提供一份他认为比较难懂的作品的解说，例如《死亡的幽灵在注视》(Spirit of the Dead Watching)，他不厌其烦地写道：“和谐、忧郁、恐惧就像死亡的丧钟一样，在眼睛中散发出来：紫色、深蓝和橘黄。我把床单画成青黄色，首先是因为当地人所用的床单与我们的不同；其次是因为它营造出人工光线(野蛮女人永远不在黑暗中睡觉)，何况我不要任何电灯的效果；第三则是因为这种黄色可以把橘黄和深蓝连起来，完成音乐般的和谐性。”(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