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变革还是传递到了四川美院。那时候的何多苓和其他同学一样，对自己课上所学习的苏式传统技法开始不满甚至反抗。同时年轻的画者开始反思文革时的残暴，有人画出《武斗》这样主题惨烈、直白的画作。对于生性温和的何多苓，他更想描述的是自己知青插队的那片地方。但当时自己在绘画技巧上一直确定不下来，他拿捏不定该怎么画这幅画。直到他看到了美国画家怀斯的作品，开始确定了自己细致的画法。于是他选了一个异族的年轻女孩、一头安详的牛和一片碧绿的草入画，并为画起了个名字《春风已经苏醒》。

那个时候，何多苓的同学罗中立凭借《父亲》一画已经获得承认。文革中“红光亮”的绘画思想和技巧虽然已经遭到摒弃。但这并没有妨碍指导老师对何多苓发脾气。这个“缺乏中心思想”“没有重要主题”甚至“看不见传统油画笔触”的叛逆之作怎么可以当作毕业作品?没想到，很快，这幅不受待见的作品却被美术界热捧。当它登上《美术》杂志的封面后很快就被解读为“真实的对人性的描绘和对伪现实主义的反叛”，甚至被引申出“否定极左，政治解冻”的寓意。从此，何多苓被归入“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

无奈之下，何多苓还给《美术》杂志写了信，说明自己“就是想画一头牛，一个人和一片草地。只想表达意境。“但是没人愿意听这些。特殊十年之后的这幅画注定要被归纳为一个时代解冻的象征。”何多苓也就不再争辩。

1980年代之后，中国兴起文化热。以北京为中心的年轻艺术家们开始尝试以更直接或者更讨巧的符号来描述当下中国。但已经暴得大名的何多苓仍然留在四川。他还进入了成都画院，成为专业画家。《春风已经苏醒》的立意虽然受到了误解，但何多苓把自己觉得舒服的这种画法保持了下来。

何多苓近作《兔子森林》，布面油画，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