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国之后，“八五美术运动”正如火如荼。运动中的干将都是何多苓的朋友。“我非常关注这些运动，但是从没想去参与。我觉得他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越我的底线了。我从来都不会画那些东西。”何多苓说，“这就是为什么"八五新潮"产生在北京。北京的艺术家对政治更加敏感。”

喧闹之下的北京，画画的技巧不再重要，观念、实验和夺人眼球的行为艺术逐渐成为风潮。何多苓躲在四川，每天在画布上涂涂抹抹。“我看到了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苗头。但我自己就从未想过在画布以外的任何地方作画。”他说。

作为朋友，那些住在北京、作品充满挑衅意味的艺术家们也尊重何多苓的选择。没有人硬拽着他参与运动，也没有人对他的离群表示奚落。“他们看得出，我不是走这条路的人。”何多苓说。

他仍在寻找合适自己的语言，安静的、诗意的、向内心穿刺的画面。后来，那场后来被记入历史的“八九美术大展”在枪声中结束。而那些乖戾的行为艺术成为了新的“反叛者”。

1989年夏天之后，作为经历了众多政治运动的艺术家，何多苓选择了暂时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