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间展览研讨会现场 参展艺术家和管郁达、管郁静、宣宏宇、漆澜、吴亮、孙良

猛然间——“K11贵阳艺术村城市零件工作室”十人油画作品展讨论会

2011年8月20日下午四时，华府艺术空间举办了“猛然间——‘K11贵阳艺术村城市零件工作室’十人油画作品展讨论会”，宣宏宇出任主持人，管郁达、吴亮、孙良、漆澜作为嘉宾出席，管郁静、张兴龙、王荣植、谷旭、李剑锋、张若云、董重、石罴、杨武铭、熊鹤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宣宏宇：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孙良老师、吴亮老师和管郁达老师，希望能通过这个小范围的座谈，对这次展览提示出的问题作一些较深入的交流。

城市零件的艺术家我很熟悉，以前也写过一些关于他们的作品的文章，但他们最近的新带给我另外一些不同的感受，让我有了一些更新的思考。

城市零件一直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觉得狂野，野生的那种东西。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接触多了以后、看了多以后，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所谓的“野”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也不仅仅是那种类似表现主义的形式，而是一种艺术经验过程中的决心，它必须不断地重新选择自我。

董重最近的一些新作，正在把一些图式化的东西去掉，消解所有可能带来直接寓意的形象，然后转向笔墨的玩味，我觉得这中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艺术的创造过程中，“自我”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另外，这一次有一个很年轻的艺术家——张兴龙，他的作品很写实，可以说，和城市零件其他的艺术家都非常地不一样，打破了我们对城市零件的印象，我觉得这样的反差也是在提示我们重新思考“野”的含义。

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一一提及其他的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下面请几位嘉宾就展览的作品谈谈看法，和艺术家作一些具体的交流。请吴亮老师先发言。

吴亮：我觉得我还是稍候再讲。

宣宏宇：那就还是管老师先讲。

管郁达：对一个事情来说，太熟悉和太不熟悉都不大好讲话，我是属于太熟悉了这种情况。与董重和“城市零件”这帮艺术家简直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还是说说好话吧，先开个头。

贵阳艺术家到上海来做展览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贵阳艺术家最早到上海来办展览应该是1990年，贵阳的四位艺术家，董重、蒲菱、李革、葛贵勇四人油画展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孙良、吴亮、李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当时我在贵阳，去火车站送他们，很像是重演二战电影里的送别情景，有一点悲壮。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因为90年代初中国的整个文化和社会氛围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在贵州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在贵州，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一种很粗糙、嘈杂、压抑、封闭的现实；另一方面，又觉得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很自由，所以董重他们这几个人走出贵州、“远征”上海的行动，似乎带有某种乌托邦的英雄主义意味在里面。

“四人油画展”回来以后，我当时还在贵阳，大家就在一块儿商量，说要所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当然就是董重、蒲菱、李革参加的“重返乌托邦”展，当时王林在重庆策划一个与都市文化有关的系列展览，邀请我来主持贵阳艺术家的活动，我就策划了这个“重返乌托邦”展。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展览是在不断喝酒、划拳和酒醉的过程中聊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聚在一起喝酒、聊艺术，慷慨激昂，喝醉了醒来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这是八十年代艺术家、特别是西南艺术家的一个传统，也是一种生活状态。今天这个传统好像已经慢慢失传了，上次在重庆黄桷坪和王小箭、杨述等重庆艺术家一起喝酒，王小箭就说：川美在黄桷坪的好处就是，总有学生和老师一起喝酒，喝醉了也总有人把你送回去，川美搬到新校区之后，这种传统就没有气场了。所幸的是贵阳的艺术家还保持了这个传统，所以和贵阳城市零件的艺术家交流多数是在酒桌上，很像是八十年代那个青春浪漫、充满激情的岁月。

还是回到“重返乌托邦”来说吧。我们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当时北京正在流行的主流艺术思潮，就是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这两股潮流来势凶猛，已经注定要成为89后中国当代艺术很主流的一个趋势。但是这两个东西对贵州艺术家来讲，其实是很陌生的，这种陌生化的语境，还不是讲他们的图式、语言，而是说他们所代表的那种趣味、价值和追求，我觉得，玩世不恭的北方痞子心态和调侃政治的意识形态纠结，这两者对贵州艺术家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拿政治波普来说，基本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反抗情结。贵州的艺术家倒未必有多悲壮，但是他们也不至于无聊到拿政治来调侃，贵州的文化地理生态比较原始，更相信源于肉身的生命和自然的直觉；至于玩世现实主义那种北方痞子式的油腔滑调，贵州艺术家更是很不习惯，贵州艺术家天真未泯，不大懂世故，还没有进化到拿肉麻当有趣的无聊生存状态。贵州从来都是比较相信怪力乱神的地方，不大理会世俗权力，天高皇帝远，所以政治那个东西，在贵州根本说不上有多压抑，人们宁愿相信一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这是一种人类学家说的“地方性的知识和思想传统”。所以，尽管早先贵阳“五青年画会”和黄翔的“诗歌天体星团”那帮朋友也闹腾过，但实际上贵州艺术家对政治的关注有点像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局，完全不靠谱，江湖一片乱麻麻的。当时有人问革命党为何要造反？而这些革命党人都是富家子弟，他们说：我们过得好好的。北方那些人闹得太不像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要打到北方去闹了一下。尊重身体和本能的感觉、道法自然，不大相信什么宏大的主义和理论，我觉得这也是贵州艺术家一个很真实的生存状态，就像方力钧他们相信“无聊”一样。我曾多次说过贵州当代艺术是野生的、自发的，没办法纳入一个现成的“当代艺术”体系去理解，它是一种野生的、另类的现代主义，它是自生自灭的、自足的，有自己的欲望和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