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旭作品

好象回家很难，会更不知道艺术，我是这么想看的。这个回家肯定不会回到以前，有一天我在一个会议上，我说到这个回家的事情的时候，有人说现在怎么会回家呢，我们的家都被拆掉了，街道也是这样。

真的就是被拆掉了，街道也不见得有，你原来的家不在了，肯定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你这个心回不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只不过谈论我是一个画家的事情，我没有结果，可能艺术家们最终都应该是悲剧的，我不认为是那么快快乐乐的去跟富人炫富、跟某些人去比什么，艺术家本身就是干这个好象不归的、又不见得能找到什么的道路，或者在迷宫之中，会不会走出来都不知道。

一个艺术家面临一个想法，我们有时候去西方看艺术，当然中国也不错，但是我们不知道走哪条路是我们真正走的。

我喜欢贵州艺术家，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他们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或许还没有机会被污染，或者只是污染了一小部分，没有全部被污染，这可能是我喜欢的。在董克俊的展览上，贵州的艺术家在谈论他们的那个展览，他们在的那个环境被忽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不好，自娱自乐的快乐也是很高兴的事，自信一点也没啥不好，艺术家不跟时代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也有它的意思。否则我们就是像一个工人，或者我们是一种产业部门，我们按照人家的标准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本来就有悖于我们作艺术家的本能。我们就是一种代表自由、我行我素、一意孤行的人，我们本来就不是那种按照谁的标准去做的人，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的当代前卫艺术家，我也算是一个老前卫了，后来发觉我们那么顺从别人，对我们的环境很不满。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漆澜：我觉得刚才他们说的非常好。我这几天也在接待几个朋友，他们是东北过来的，呆在高校里，一见面就在那里抱怨。我说抱怨对于艺术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甚至没有抱怨就不可能有艺术。在这样一个教育背景和知识背景中，你肯定会产生一种逆反情绪，不逆反倒不正常了。

我们在背后经常谈到我们的教育，谈到现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抱怨，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消极，相反抱怨是一种积极体现，至少证明你没麻木，至少证明你在直觉上还有反抗和批判。话说回来，你想想，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都非常好了，可以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天才，这样的教育系统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说得一点不夸张，中国的教育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帮那些后来漏网的天才淘汰了成千上万的对手，你是被教育还是被淘汰，就全看你自己的了。

另外，现在教育体制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在不断加强你的逆反情绪，包括对现实、对制度的一种抱怨情绪，这种情绪就像病毒一样注入你体内，要么你能顽强的在体制之中存活，要么让你病得不轻——你早迟一天就会病情突发，那个时候你就成了真正的艺术家了。如果你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你得感谢这种病毒。

对于贵阳这些朋友，我看你们的展览——在现场也看了两三次了。去年一次是在成都看的，当时你们提到一个“野生”的概念，把贵州的地域特点和艺术家的边缘状态归纳为“野生”，这很好，我一直欣赏边缘得状态，欣赏野生的勇气。但我觉得要补充一点，其实 “野生”并不应该是一个地域的概念，野生应该是一种文化意识，其实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野生，自己独立的去生存和创造，去检测自己无所依傍的独立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艺术领域，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理念。

野生的方式各式各样，形形色色，它是一个开放的生态。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不同，野生的途径和方式自然就不一样。孙良油画画厌了，就画水墨——一年前我们在上海美术馆聊天，他说他在画国画，我感到非常吃惊，现在国画已经被人画得滥了，掺和进去干嘛？而我，国画科班，现在看见国画、看到水墨就觉得不过瘾，干脆拿起刷子画油画、做新材料。作为孙良，他画国画可能是他对当代绘画的话语方式的一种逆反，而我，需要更加直接和痛快的表达方式——画国画是属于他的野生状态；而画油画、做新材料是属于我的野生状态。

对于很多概念，必须由一个个体来自主选择，并没有一个集体化的可以皈依的大理论、大的逻辑系统。我觉得艺术是非常个性化的，它并不在于集体。在现在这种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太畅通了，很容易集体化、群体化——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太畅通、太便利，这种情况下没有秘密，没有秘密就没有个性和独立。本来，你好不容易“野”到一个地方，觉得是非常隐秘的，结果你进去一看，早就被人光顾了，真是非常令人失望。

你们去年的展览和今年的展览，我都来看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对贵州这群艺术家很感兴趣，你们的这种状态和变化，吸引我要过来看一看。我感觉你们整个语言感觉比上一个展览明显提高了，特别是有几个艺术家的作品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是董重，我们都是朋友了——包括石罴，还有一个女孩子画的特别男孩子（熊鹤），颜色、质地和语言感觉都不错，我今天看了你的作品，你已经画得比我好多了，很棒。   

我本来就是画画的，因为做杂志，需要这样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所以被站队到了那里。其实与专业批评家相比，我理论方面的职业技术是非常差的，甚至说是非常糟糕的，也可能正因为我的这种糟糕，才能有感觉画画。我一次跟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交流，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对于说服自己的那些理论的依赖性太强了，这非常可怕。”别让别人去说服自己，认理不如任性，我觉得画画就是任性的艺术活动。就在你手上，手感，在画布上微妙的触觉，视觉和触觉的微妙冲突和平衡，这些微观的、内心的东西是没办法被人说服的，也无法在间接经验中获得，只能在你朴素的劳动过程中，在直觉与想象之间去自证自明——自证自明，就是野生。你们这一批东西比较好，很有进步。我觉得搞艺术没有那么多对错，白纸对青天就行了——可能站在画布面前的那一刻，你要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就说这么多。

董重：刚才看见吴亮和孙老师，我一下子想到我20年前来上海，我每次来上海感觉很亲切。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90年来的时候我没有慌张，因为当时在重庆我经常见到艺术家，心就很慌，他们给你是这种感觉，看到很心慌，我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孙良老师他们就不会这样，就是说喝个茶、那时候我们想到吃碗面吧的那种。

我记得我在吴亮家里，你肯定记不住了，我印象非常深，吴亮那个头特别大我就印象很深，我就坐在那里，他会给我说关于艺术的话题。他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就是“我们有的是时间，不用着急”。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就是21、22岁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1990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大家都很着急，他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来清理自己。我本人画画受这种影响很大，我觉得不用心慌、慢慢来，要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来画。

刚才你们提到城市零件，我稍微说一下，这个是我在2006年发起的，我和夏炎、谷旭几个人发起人的大家在一块儿画画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就是一个物以类聚的方式在一起画，这个在贵阳是很需要的，因为贵阳做艺术的人比较少。它也有点与世隔绝的意思，它那种推广不太方便，大家在一起就很方便，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其实每个人画画的时候不太一样，他们都很个性。这个是我自己没想到的，他们来的时候很年轻，像王荣植他们，刚才提到教育，这个教育确实是扼杀天才的，他们很多人来的不会画画，就是说跟谁学就像谁，比如说夏炎的学生就和夏炎画的一模一样，就是那种的。

在这里面，大家自我调整，也可能是跟着我们出来多了、看得多了，就不一样了，他自己调整以后就形成自己的东西，城市零件不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虽然大家在一起，但是画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代表一下我们这些兄弟伙，谢谢两位和其他几位，谢谢华府艺术空间为我们在这里举办这个展览。

要记住，每次来会见这几位的时候，我们是不着急的。我们有的是时间画画，这个概念很重要，中国太急了。

管郁静：这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聊这个展览，之前由于做助理，跟大家做了一些访谈。在具体谈话过程中间，对你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贵州的这些艺术家都是城市零件的主流艺术家，我觉得都非常有活力。

访谈里面你们也提到了一些经历，特别是像张兴龙他们刚刚进来的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艺术家，给我的印象是蛮感动的，他们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然后非常投入，而且他们画的东西也比较个性。还有熊鹤、谷旭跟我是同事，这次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给我锻炼的机会，以后我会抽出时间来跟大家更多的接触，会做你们的一些奋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