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重作品

郁达刚才提到北京的艺术在90年代初对贵州来说非常陌生，但是对上海却不是这样，上海对北京的艺术不陌生，这里面有什么原因？不仅北京的政治影响力，或者因为资讯的便捷，北京对上海有辐射性；而在于上海这个城市本身的政治化程度，或者处在上海对这样一些政治符号的感受，实际上都处在一个相同的水平，包括上海艺术家对欧美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了解，画册只是他们这个生态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说，不管是受美国影响，受西方影响，或者说受北京影响，当代艺术的辐射，这种等级性，地理优先位置，确实影响了一个地区甚至影响了世界。全球性的当代艺术已经有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分布，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平等的分布，但这就是现实。那些所谓的西方国家，也有重点，比如说像美国东海岸，或者说北欧，或者巴黎、北京、上海，它们都是在地球上占有大量资源的，交通、资讯、金钱、权力，都比较集中，在这个地点所发生的艺术，这个地方所推出的艺术，很容易引人瞩目，加上它能够得到不断的再现、重现和重复，所以当代艺术在那些地点就会不断冒出来。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我们不能简单说当代艺术也是谎言。但是确实，一个图象你只要重复50遍，肯定就会被叫做艺术了，人家就强迫记住这个图像了。如果不生活在这样一个重要城市，居住在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地区或城市，交通不是很方便，而这个城市对其他地方也不具备辐射力，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当代艺术流行潮流当中，它会不会处于一种劣势？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来了……我和孙良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做艺术，究竟是为自己，还是为世界？

我和孙良去年底做了一个对谈，中间孙良有一句话，后来我把它作为了题目，“走向内心，而不是走向世界”。现在，到处都在讲“走向世界”，官方讲，老百姓也讲，教育孩子就以哈佛女孩为例，中国以前被世界拒绝，现在什么都要进入世界。要被世界知道，去嘎纳拿奖牌，去奥林匹克拿奖牌的，和国际接轨走向世界舞台从张艺谋就开始了，先走向世界舞台，再回过来得到官方的认可，张艺谋谭盾蔡国强都是这么干的。得到权力的许可，得到话语强势的认可，一直是中国人长期被压抑而积累起来的弱国心态所造成的梦想，假如你来自一个强国，你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为什么对于美国，对于西方，批判得最尖锐的人恰恰是美国人，恰恰是西方人，而不可能是中国人呢？因为他们对他们已经有了的东西，恰恰就是抱无所谓态度的。

不仅是贵州的画家还是云南的画家，包括生活在任何一个地点的艺术家，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要去做，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因素，不然我们就成了井底蛙，我们一定要去跟随世界潮流，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情境。这就是两重性，这就是我们被辐射的地区所特有的形态，要承认我们是被辐射的，我们是受到影响的，在这样的两重性当中，我觉得这个地点的艺术就会产生出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艺术很重要，它和世界政治不一样。在联合国当中，为什么联合国没有效率？因为美国是一票，一个非洲小国家也是一票，这一票和那一票背后的力量完全不同，但在表决时它们却是效力相等的，所以美国人经常会甩开联合国自己干。当代艺术，假如撇开拍卖行，撇开大博物馆，其他空间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当代艺术一直存在着新的可能性和另外的方式，也就是说，并非你有金钱就能够阻止当代艺术在其他地点发生，也并非你有政治权力能够阻止或垄断所有的艺术。艺术史不是由金钱与权力书写的，虽然我们也会补充说，书写艺术史的前提还是那些拥有话语权力的人，那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完全依赖一时的政治权力和一时的金钱赞助来书写艺术史，被遗忘和被重写也是必然的。

还算幸运，你们从事这样一个工作……但是，我的匆匆一瞥还是不足以就对这个群展做一个批评，哪怕是说一个印象。我不能说，我只看一眼马上就说你什么派的，你是什么主义，什么风格，马上就给出一个判断一个定位一个态度，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会有耐心等待，就像我在20年前偶然地认识了董重，一晃董重都过40了，而在1990年我才35岁。所以，时间可以说很缓慢，也可以说很快，我们有的是时间。希望两年以后，10年以后，15年甚至20年，我能继续看到各位，郁达和你们各位，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上海。有什么新的作品，希望你们像董重那样，给我寄一些邮件，给我寄一些请柬，你们知道我不一定会来，但我知道了你们一直在画画。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不管在北京还是在边陲，每个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人的尊严都是相同的，人的每一种努力，在上帝面前都是同等的，而人与人的沟通就特别的温暖。假如说，你们中间有些人，个别人，能出大名能发大财，我愿意鼓掌；但是假如你们一辈子没有赚到大钱，我更愿意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孙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贵阳，直到去年才去贵阳，也就在贵阳呆了一下，就是吃了几碗面。实际上也很奇怪，我今年又打算去贵阳，但没去成。吴亮描述了很多贵州，吴亮可能都已经忘了，我还一直记得，他说那个地方会长很高大仙人掌植物，好象和内地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好象有点灵气。尽管我到现在没把贵州搞清楚，到现在我也没好好去看看，但是那个感觉一直留在我心里，后来在很多场合，见到很多贵阳的艺术家，甚至有的艺术家到上海展览也来看过我。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今天我感觉自己有点老了。我跟吴亮说，我很怀念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董重怎么看待。他们当时很穷，好不容易办了一个展览，办完展览之后没有钱，作品又留下了，迄今为止有一些作品还留在我那里，但是绝不还给他们的画廊，还给他们自己和还给他们的美术馆我都愿意。

我觉得那个时候很热爱艺术，很穷、没有条件、没有任何环境和平台，就是迷上了这个东西，然后不惜条件地去做。我有时候会怀念，我也有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画画，再怎么苦也没有什么，有时候酒也不见得有什么好酒，然后有几个朋友在，然后就很投入的谈自己的艺术，而且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跟自己的创作和心情、和痛苦、和愤怒、或者什么有关。迄今回想，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可能、也没有展览、也没有人去发表你，甚至没人愿意去鼓掌，根本就没有指望。我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都认为可能我的晚年是要饭的，都有可能。因为你觉得你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你还做那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愿意去回忆的那种；反而到了后来，你什么东西都会有人家准备好，或者有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被别人去吸引，被别人的展览弄得怎么样，自己是否曾经做对了，或者没有做好。到西方去看看，像取经一样，好象那边的东西有什么好的不得了的东西，他们当然有好的。

我去年和前年有几次发言，就谈了一个关于回家的道理，一句话，也是在一个国内展览，这个画廊第一个展览就是我的展览，我是展出我的花花草草的画，也就是因为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展览的时候，我是参加一个国画展，他们就讲到怎么怎么，也说到我的画、国画的事情。我自己从小就画，我年纪很轻就画国画了，我从2007年以后画了很多。我开始也没想过让人家看，我觉得那样画很快乐，画画应该自己留着自己去欣赏也很好，也没有多少人看得懂我的国画，在我的绘画圈里面真的没有多少人。

有一次在讨论会上也谈到了关于水墨画的事情，就是谈到中国艺术家现在被三个东西所勾引着。大家知道河马史诗中有奥德休斯这个人，两部书里讲到奥德休斯带领他的战士到战争之后，他如何回乡，一路上千辛万苦，遇到很多很多的妖魔鬼怪，其中有一天因为一个岛的事，女神向他托梦，告诉他这个岛上住了三个女巫，可以用非常优美的歌声勾引着过往的船只，而所有的听到这个歌的人，都将情不自禁将船驶向这个岛屿，最终的结果就是船毁人亡。

奥德休斯最后用了一个办法，就是将他的水手的耳朵用蜡烛封住，而将自己绑在一个桅杆上，让船员划过了这个岛屿，他尽管听到了这个歌声，可是他没有去拯救，就是把他救下来、留下来，他是没有去。

我讲今天中国艺术家又被三个东西勾引，第一个就是我们政府和权力机构用各种各样的名和利来勾引我国的这些艺术家们。

还有一个是市场，现在中国的各大拍卖、各种画廊、各种拍卖市场，港澳台的艺术市场，包括欧美的艺术市场，推动了中国的艺术家的艺术市场，甚至要包括一些我们现在新的暴发户，所谓爱好艺术的人和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员，他们的品位和口味左右了这门艺术，甚至他们有些举止左右这门艺术。由于这个方面的华的那种怪物一样，放了很多大的那种。

第三，我觉得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自己的文化，与它运用一种模式、一种强权的榜样的样子，或者指明一种标准，去勾引这个艺术家，使我们民间认为那是一个标准，然后去追求榜样。往往要追的时候，艺术家会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东西，自己原本所呆的地方。

谈这个问题，那天我说中国艺术在这三个方面几乎全军覆没，后来由于这个话题我说了很多，谈了很多次，在谈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可以延伸的。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书，也有那么多妖怪、也有那么多的灾难，那部书是去取经，《西游记》的取经是九九八十一难。在整部书的过程当中，在取经的路上遇到了八十难，最后取到经回来，只不过在中间碰到了一个神龟，把那个东西掀翻了，那第八十一难是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中国文化太乐观了。

我以为回家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