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重要么？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明确表示，文化认同，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是最为重要的。美国是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如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不认同自己作为美国人的文化、社会身份，美国还能存在么？文化身份的认同，是美国文化战略的核心。同样，对中国也是如此。

后现代主义，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球艺术美国化”。然而，2011年西方正式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这一切何以发生？

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引发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后现代主义对美国“核心价值”的消解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关联。亨廷顿开出的药方，就是加强对美国文化身份的认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然而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 。可见文化身份及文化价值对一国之生存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上发展很快，如果缺少文化的支撑与文化认同，将缺少把国民凝聚起来推动中国持续不断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力量。

这是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对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变”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对中国而言，面对的是双重历史的变局：既是世界五百年之大变化，世界经济中心五百年来第一次从西向东转移，从大西洋沿岸移至太平洋沿岸；又是“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三千年农业经济过渡到现代工商金融国家。面对历史的巨变，中国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文化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应答？

历史转变，文化不可能“死水一潭”，凝固停滞。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更有价值的艺术，是在时代发生转变的时刻，对新出现的文化问题能够作出最敏锐回答的作品。因此，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无论最终呈现如何，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应答，绝不会无动于衷，不会说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和我们无关的，更不会只是为了商业的利益，盲从于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发展的艺术观念和潮流，放弃自己的文化判断，随波逐流。当历史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大声的应答！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二、历史巨变的时代

今天世界在发生什么? 阿瑟•丹托认为历史事件的意义对于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看不见的。

（一）经济上：2011年，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国排名第二，日本第三，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在前十，前二十当中还许多的来自亚洲和美洲的国家。五百年来，世界经济中心第一次从西方向东发转移。经济是世界变化的根本，由此带来的影响将是奇异、全面而深远的。

（二）政治上： 2012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大转型：创建新模式”。当代社会，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占据垄断地位，大的金融机构挟持政府与经济，在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大到不能倒”。社会财富却加速流向上层少数者阶层，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加剧。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民众抗议社会中1%与99%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而引发的危机已转变成资本主义全面社会危机。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性影响，全球前所未有地对金融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思考。

（三）文化上：2011年9月24日，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举办了“后现代主义——风格与颠覆1970～1990”展览。该展览意味着正式宣告了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应该是最近数十年来艺术史上最重大的艺术事件，因为1964年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布里洛肥皂盒》开启的后历史艺术——后现代艺术毫无疑义地一直占据着全球艺术的主导地位。后现代艺术，作为美国文化霸权的体现，为什么会突然在西方宣告终结？  

当代艺术，实际上，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