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军强而言，他青春时代的成长记忆甚至灵魂的一切感受，红喇叭就像一个影子人一样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他五十年代末生于云南东川的一个矿区，父母是所谓社会主义三线建设者，即采用军事共产制作为一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参与集体主义式的劳动。在每天的规定时间，红喇叭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传播党的号召、政治新闻和各种政治教化的内容。除了这些直接的政治规训外，红喇叭还担任生活方式的指令性通知的角色，比如通知大家上班、吃饭、下班，或者通过唱片播放引导做官方版的广播体操。

正如艺术家之后回忆，广播体系日常持久的强迫性的声音重复，逐渐支配和控制了“人们的整个生活节律”，不用每一个人去想和去计划什么，播音体系将一切安排得很好，人们因此习惯于跟随红喇叭的播音去生活和思考，这一切并没有谁是被强迫的，都是人们自内心对播音系统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依赖性。以红喇叭为象征的播音体系不仅规训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驯化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文革期间，红喇叭系统也参与了政治运动，成为政治斗争甚至社会武斗的宣传和鼓动的工具。由此，红喇叭从一个被极权主义组织化的美好社会的象征，开始让少年胡军强产生恐惧感。矿区的职工和干部不少人因为政治运动身体致残、自杀或者精神分裂， 以致他晚上睡觉必须把“窗户用棉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心理才感觉睡得踏实点。”因此，胡军强使用红喇叭作为形象元素的作品始终具有一种双重美学意义，一方面，作为红色意识形态本身的崇高性、神圣的一面，具有革命象征的正面色彩；另一方面，红喇叭又在胡军强的作品中具有阴魂缠绕一样对革命的恐惧。后者在他比较隐喻性的表现主义风格的水墨画中进行了充分的传达，画面上一些影子人仿佛游荡在一片暗红色的虚空中，没有身体的质感，像游魂似的鬼影失去重心，但这个影子人被一根锁链拴在飘荡于空中的红喇叭，仿佛无法脱离这个象征物的控制。

奇妙的是，使胡军强真正想用红喇叭创作作品的冲动，不是由于他身陷国内的环境，而是在他彻底远离了红喇叭存在的欧洲。他在德国的那段时间，德国的社区很少能听到喇叭声，但在一个相对没有声音的地方，偶尔几次听到的喇叭声却给他以极大的震撼。恰恰在德国，胡军强对青春时代的喇叭记忆产生了真正的思考和反省。他发现作为实体的红喇叭系统虽然消失了，但作为一种精神记忆的喇叭已难以在内心挣脱。
 

由于在德国被唤起了喇叭记忆，他从1994年起使用红喇叭作为语言道具。他实际上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意识，即他的身体远离了自己的国度，但有关国家主义意识和政治运动的伤害记忆却一直伴随他飘洋过海，如果不从精神内心清除或批判这种记忆，他实际上难以摆脱这段历史对自我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