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胡军强通过他与红喇叭的精神关系，隐喻了一种集权国家的意识控制形式与人民的心理政治。广播是早期国家社会主义或集权国家的一个对人民的规训手段，它通过信息播送的控制，什么该灌输给人民，什么不该人民知道，建立起一种精神控制系统，由喇叭构成的播音网络因此成为一种意识操控体系，它不仅发送生活指令、输出新闻和观念，还影响人的灵魂状态。它就象一个巨大网络，将每一个人民都罩在某一个精神空间内。

人民因此被塑造成一种集权体制下的性格，他与极权主义形成一种虐恋关系，即当他被一种东西长久控制了以后，就对这个控制产生依赖性，即使某一天这个控制源不存在了，他会非常不习惯。正如胡军强旅居德国时期的状态，他突然远离了在中国长期习惯的一种喧嚣的生活，突然没有了喇叭和喧嚣，他会不自觉地怀念那种喧嚣。这种虐恋状况跟现在人们怀念文革、上山下乡和毛泽东一样。

在心理记忆上，胡军强这一代实际上并未在文革后真正获得精神自由，这表现在他与红喇叭的心理关系，喇叭代表一个犹在控制他自我意识的影响体系，由于被这个体系控制时间长了，因此他喇叭的象征形式具有一种特别矛盾的心态，即他既恐惧厌恶它，又不时依恋和怀念它，尤其当它突然远离了自己，他有时感到无所适从。德国之行的最大收获，可能使胡军强认识到要在自我内部解除精神意识上的支配体系。

这种对象病毒一样潜伏在自我内部的无形的支配形式的消解，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形式的消解。事实上，胡军强那一代的艺术都是从对自己头脑中的支配性的符号或象征形式的消解开始的，因为不走出这一步，他这一代就不能进入真正独立的自我。这头脑中的关键符号的记忆消解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美学批判，胡军强利用了现成品、表现主义和解符号主义的方式，将红喇叭改造为具有个人形式的语言特征。他将红喇叭堆成了贫穷美学的纪念塔，让喇叭像追杀人的阴魂一样，或者成为十足压抑感的举重道具，或者用喇叭替代人头产生一种失去自我的恐惧感。

在借助符号改造摆脱喇叭的操控记忆的挣扎中，红喇叭实际上被改变为“胡喇叭”，即一种具有胡军强个人印记的喇叭，它从一种极权主义的象征形式，变为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语言符号。红喇叭所象征的一种意识操控的内容，被注入了一种批判形式及其解国家主义的个人性。与大部分同时代艺术家简单套用波普艺术的讽刺美学和游戏形式不同，胡军强对政治符号或象征形式的个人化改造，不是追随流行的调侃美学，而是保持一种现代主义的严肃美学，他在为政治符号注入批判性的同时，也并未完全否定红喇叭形式中有关革命和崇高的意义。这是符合中国的文化语境的，在中国尚未完全走出现代性之前，对革命及其意识形式采用后现代的波普化处理，容易使对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表达肤浅化和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