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后的十年，胡军强不仅未感到实体和精神意义上的喇叭消失，相反他感到这个支配系对每个人的精神意识的影响又产生了一些更强有力的新的支配形式。这表现在他对后极权主义的象征形式的运用，比如奥运会鸟巢建筑的网格形式，“央视大楼”的红喇叭标志。后者将红喇叭想象性地安放在央视“大裤衩”建筑的顶端，就像央视的一个标志物。这个央视标志物的喇叭图像是他对后极权时代的政治状况一个新的理解，即电视、互联网以及手机屏幕等视频形式成为替代喇叭的一种新的意识控制的形式，这个体系以一种新的消费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方式成为针对大众新的支配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广播”形式。

胡军强尽管也使用了一些后现代的拼贴和现成品形式，但他对那一代人政治记忆具有一种更深刻的解读。比如，他的陶瓷雕塑“喇叭龙椅”，将一个红喇叭放在皇帝的龙椅上，一个是代表革命和解放，一个是代表封建专制，隐喻了这两个象征物的一脉相承。但这两个象征物的组合，又象征了一种红喇叭的历史意义的变化，即红喇叭在早期是一种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及其群众基础，但之后又称为权力操控的象征。

在语言上，胡军强的艺术将中国的政治或生活形式直接转换为一种艺术形式，这种方式是与其艺术服从其自我意识的解放的目标一致的。因为符号在他这一代的头脑中遗存者上一时代的意识控制，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解除这种意识形式是这一代艺术进程的开始，他这一代不仅是在借助政治形式上的现成物或现成形象，而且是在剥离这种政治现成形式上的符号控制。这种从生活中转化出来的语言方式，尽管非常粗糙和本能，但非常有力度。中国当代艺术的创造性，其语言特点就在于此。

从红喇叭到胡喇叭的转换，胡军强完成了一种符号的意识控制的解放，这种解放即一种从符号本身创造出一种反符号的解国家主义的个人意识。

2011年9月19日写于望京

【编辑：王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