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宾:基于艺术语言转变后的自足性 2013-05-03 16:50:01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刘礼宾
杭春晖硕士就读于中央美院,专业是设计,并获过国际奖项。在这样一个设计是主导艺术形式的年代,他拒绝了设计背后的现实利益诱惑,毕业后选择了工笔画,重新开始。

2013年,王之殇,80x135cm

2013年,王之殇,80x135cm

杭春晖硕士就读于中央美院,专业是设计,并获过国际奖项。在这样一个设计是主导艺术形式的年代,他拒绝了设计背后的现实利益诱惑,毕业后选择了工笔画,重新开始。我相信,每个人人生转折的背后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这个理由支撑这个人走下去,对这个“理由”的丰富、再认识和深入挖掘,决定了他能走多远。

杭春晖对“理由”的描述是这样的:他更向往一种个体化的精神探索,而非把生命徒耗在事务性的谈判、合作中去,相对于群体合作来讲,他更偏向于个体冥思。有些人在群体和个体之间,总是选择后者,我一直认为,这样一种选择一定程度上是艺术家必需的素质。昆德拉在《不朽》中描述过一条沉船,船上的人必须要拥挤才能挤上救生艇,有个人因为不愿意拥挤,宁愿放弃生命。我想对于这个人来讲,拥挤的无聊感中包含对生命价值的否定,在这样一种拥挤的过程中,生命本身的尊严某种程度上消失殆尽,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如果从这样一种角度理解杭春晖的话,看似突兀的人生转折,倒也顺理成章了——他找到了一个放弃的理由,而这个理由里面,隐藏着他对自我生命的真实感知。

不同于做宏观关照的思想家,杭春晖对生命的感知更具有自我审视、自我剖析的个体化特征,在与古代、与环境、与自己的对话过程中,他找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穿透历史,审视外界,解剖自己的依据。从转折到现在,他的艺术创作大体上走过了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杭春晖一方面需要不停的审视和理解自我,另一方面,便是专业素养的提高以及对艺术语言的锤炼。在杭春晖的探索过程中,对艺术语言的执着是一条主线,对艺术本体的坚持是他的基点。惟其如此,他才认为兑现了一位艺术家对生命的承诺。对话的有效性是建立在高度上的,哲学家的思想、艺术家的作品只有在某一基准之上才能产生共鸣。我想杭春晖正是看到了工笔画在当代到达到这一基准的可能性,才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它。选择之初是对可能性的洞见,选择之后便是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继承、沉迷和推进。也只有当他对这一艺术形式的推进真实发生时,并将这一艺术形式所承载的精神提升到一定高度时,他才真的不会辜负“转折”的价值。

20世纪工笔画的兴起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传统文人阶层的解体,聊发胸中逸气的写意画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二是社会对写实美术作品的需求,而工笔画的风格特征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三是中国崛起情况下民族精神建构对工笔绘画的期冀。

1904年,康有为游览意大利,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认为其“阴影景色,莫不逼真”,极为推崇其写实特征,并在东西方绘画之间进行比较,认为“今欧美绘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1917年,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对苏东坡、米芾以来的崇尚写意和文人趣味的宋元画风尤为不满,而推崇以宋代院画为代表的工笔画传统,对“六朝唐宋之法”充分肯定,而肯定的原因在于,这些作品能写“真”,用近代术语来表述,就是颇具“写实”特征。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美术革命——答吕澂来信》,猛烈抨击清代以“四王”为代表的摹古画风,与康有为相似的是,陈独秀也推崇两宋绘画中的写实倾向,明确提出了“美术革命”的口号。康有为、陈独秀在美术观点上的相似其实并非巧合。作为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者,与崇尚隐逸的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对物质世界有浓厚兴趣,希望美术能与他们感兴趣的物质世界建立直接联系,最有效的表现方法当然是“写实”。对于康、陈这样的思想家来讲,对写实以及工笔画的肯定与推崇,自然不能仅仅视为其个人艺术趣味的偏好。康、陈的思想对20世纪的中国发展影响甚大,那么我们对其同根而生的艺术主张,自然难以等闲视之,而仅仅做艺术史研究。在工笔画出现发展契机的今天,回头再看康、陈的主张,不得不感慨先行者的历史洞见。

如果说20世纪初康、陈当时的主张还仅仅流于思想层面,此后中国社会的动荡、变革均为工笔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画家在重建入世精神方面进行着积极的努力。建国前,工笔画家已经开始了借助艺术创作反映国家、民族境遇的努力。建国后的50、60年代,工笔画家顺应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潮流,融合民间绘画传统,使年画、连环画创作一度繁荣。80、90年代,工笔画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坐标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当下,在民族精神塑造成为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作为绘画形式之一的工笔画,从艺术语言以及精神超越上,又该有何作为呢?

在杭春晖看来,唐宋时期推崇的艺术主流还是精细妙品。元之后,文人画兴起,转而推崇文人笔墨的逸笔情趣,不太注重画面本身的视觉语言。明清两代,工笔画被视为格调不高的绘画类型。20世纪,元明清的主流艺术形式出现了最后高峰,即四大家,此后很难进一步发展,此时工笔画可能正适合这个时代的内在需求。因为工笔画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再加上一百多年从西方引入的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影响,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认为现在优秀的工笔画家真正抓住了唐宋工笔画的那种精致与讲究,这种绘画品格的转变,不仅对于美术创作,乃至对一个民族,对一种文化都非常的重要。

费雷德里克•R•卡尔在他的《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前言”中写到“凡是渴望跻身于现代主义的人,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是通过分解和重新组合,还是通过色彩、格调、声音序列、视觉效果和新词语,都必须遵循一条共同的路线,即具备革新艺术语言的能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转捩点上,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正是基于对艺术语言的推进,和世纪转折的西方现实世界形成了有效的契合。那么转回到100年后的中国,艺术语言建设的未来使命又是什么?徐冰在近期访谈中说道“近十年,对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时间段,这段时间的艺术变得很有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更多涉及到的是中国当下的一种景观和文化状况,而非涉及到艺术本体与艺术语言的提示和贡献。对艺术语言的贡献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的任务。”那么对于杭春晖来讲,他选择工笔画除了对工笔画文化价值的现实考量外,他对这一画种作为艺术语言价值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杭春晖对工笔画艺术语言的思索从两个层面上展开:(一)基于对时下艺术现象的判断。在画面主题和画面形式之间,他更强调后者。在杭春晖看来,画面主题和画面语言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激发的关系。当代艺术发展的三十年,过于依赖对主题的选择,于是出现了诸多符号化的作品——其实是“历史反映论”支配下的当代变体。不同于对成功艺术家主题选择的肯定, 杭春晖认为90年代初期的先锋艺术家后来能够成功的,几乎都在艺术语言上都有一些新的探索,这是一种典型的现象,而中国太多的艺术家现在并不重视形式本身独立存在的审美价值。优秀的工笔画时下呈现出一种内在的、低调的文人气质,这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品质的体现。(二)正是形式“意味”的当代性,使艺术作品具有了时代价值。“有意味的形式”里面的“意味” 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意义,这是每个时代赋予“意味”的特性。在杭春晖看来,“有意味的形式”是每个艺术家在寻找时代所含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者精神指向)时,与古人进行的一次博弈。只有在艺术形式上继承古人、超越古人或者实现有效的现代转型的时候,才可能真正与当代发生关系,从而激发一种艺术语言的新价值。

迄今为止,杭春晖的艺术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主要是以“玩具熊”为表现对象,在人为设定的“熟悉”空间中,在作者审视的目光下,惯常作为“可爱”代表的玩具熊显得暴戾、自闭,在自娱自乐中,“玩具熊”默然的近乎与外界隔绝,只与所处空间相呼应,无任何与画外相沟通的倾向。杭春晖描述的是一个成年人眼中的童话世界,在纯洁、可爱的表层下面,暴力、杀戮在沉默地进行着。本应带来希望的“光柱”凝固为边界,彰显着被划定的活动范围。这一时期,杭春晖娴熟地运用传统工笔画的晕染、构线技法,营造出一个颇具超现实色彩的个人世界。我想这样一个世界,正是杭春晖转折之后所营造的创作空间的真实反映。在这个阶段,杭春晖还画了几张纹有纹身的男人上半身,“玩具熊”变成了“男人”,血凝固成了纹身——前者是伤口的的排泄物,后者是伤口的凝固。身处复杂的社会状态中,杭春晖作为个体的生存,常常会有无力感,孤独感。这种感觉需要宣泄,否则他可能变得歇斯底里。于是在杭春晖的前期创作中,“伤害”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杭春晖来讲,这样的描画中交织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里面潜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人们对于伤害本来就保有一种恐惧,同时又会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内部欣赏;有时候因为人把环境给屏蔽掉了,然后在内部获得一种完满的自足;这种自足里面有疗伤,也有对伤害的一种迷恋和欣赏,一种抚摩伤口的快感。从杭春晖的这段自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早期绘画创作时的状态。

杭春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以“假山石”为主题,假山石是他第一期作品中用于渲染现场的道具,现在独立出来,成为独立支撑画面的“主角”。杭春晖做此转变可能源自偶然的机缘,但持续下来,则是一个有意的选择了。从艺术家的精神状态来讲,杭春晖做此转变,明显超出了以往个体化的内视,而进入对物象的外向化分析(这与他前期对“玩具熊“以及“男人”的观察方式有相似之处)。以往他描画对象,无论是“玩具熊”还是“男人”,都十分精细。现在的“假山石”在双向晕染技法的处理下,变得含蓄而灵动。新近杭春晖又将这一技法用于创作系列作品“男头像”。在这些作品中,艺术技法和表现对象之间实现了精妙的融合。淡墨素雅,层次丰富,细节叠出,人物精神状态趋于存在的本真,潜在呼应着时代的律动。在不断纯化艺术语言的过程中,杭春晖实现了艺术语言转变后创作状态的自足性,同时实现了对表现对象的深入挖掘,而这一挖掘又对提升时下的精神诉求具有潜在的作用,即以个体探索的方式进行着上文所说的“中国崛起情况下民族精神建构对工笔绘画的期冀”。

中国当代艺术已经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在民族精神建构已经成为时代之需的今天,艺术家介入时代的当下之急,便是在各个艺术门类推进艺术语言的建构。惟其如此,才不会陷入二元对立思维状态支配下的叛逆和迎合,真正实现一种自足和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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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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