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有些东西可能是艺术家最初无法设定的。这幅画与传统的经典艺术尤其是古典主义的艺术，比如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在图式上是有关系的。那些艺术中也有对灾难的图式反映，如《庞贝城的毁灭》等等，宗教艺术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就使我感觉到艺术家借鉴了宗教艺术的东西。这使我思考，除了主旋律的价值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永恒的价值存在?比如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最终也都是要回到对人自身的关怀。近20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追求速度和效率，同时也放任人的欲望，不断膨胀。我们常说天灾人祸，天人感应，天作孽犹可忍，自作孽不可活，就是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从刘亚明的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借助了经典艺术的图式，同时还表达了对这些人类思想的核心的尊重和重新挖掘。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对社会的关注一直是一个传统，像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壮士》、蒋兆和的《流民图》等等都是人文主义的历史画卷。刘亚明的画在今天出现，对我们有警醒作用，提醒我们，中国要发展和谐社会，不能只靠简单的经济的统计数字来完成，更多的是需要我们重新回到人性和人心的原点，重新反思我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调整。

　　鲁虹：刘亚明先生的这幅画与这次双年展“叙事中国”的主题相关，它也是叙事的，但它不是反映论的叙事方式，而是对人类即将发生的灾难的想象性叙事，是“将来现在时”，如果有这样一种时态的话。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物质至上，亲情丧失，道德伦丧等等。刘亚明的画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如果他没有终极关怀的价值观，没有宗教般的虔诚，是绝对创作不出这幅画的。而且在大家都在迎合市场的时候，他严肃地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这样的艺术家现在已经很少了。我们的当代艺术在视觉上，在图式上，都好像很西方，很当代，很观念，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没有给予更深层的关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刘亚明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我看到他这件作品真的很震惊。

　　这幅画把我们已经失传的现实主义传统复活了，但它不是简单的复活，而是基于现实关怀的创造性地复活，在视觉上、图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我听说他并没有学院派的背景，但他对每一个人物的造型、情绪上的把握、构图的处理以及画面要表达的观念，学院派现在已经没几个人能画出这样的东西了，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最重要的是它画出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一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需要以后再深入解读的。

　　邓平祥：我和刘亚明在一个村子里住了好多年，这幅画的整个创作过程我都比较了解，它的创作动因与我思考的问题正好吻合，所以我也一直关注他这张画。前不久他这幅作品完成后，我还专门写了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把自己的精神也带进去了。刘亚明对现实问题有深深的忧虑和思考，这一点，我和刘亚明是投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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