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这次灾难也影响到了艺术界。比如谈到消费时代的到来;艺术中只是视觉化的美丽;艺术作品到底需不需要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这些都会让我们重新反思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现在金融危机来了，市场的降温封冻，正在考验着每个人。国家出的问题，正唤起着每一个从事文化的人所应该担起的责任感。我们需要一种反思，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现场是很重要的!比如去汉旺、北川、映秀，废墟是冥想的道场，心灵会被一下子激活。灾难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和我们这些做视觉工作的人而言，会有不一样的启发。

　　陈：发生这次灾难以后，国内外的艺术家都有很积极的反应，最初都在捐款捐物，进行赈灾义拍，这个阶段是有限的。身为艺术家，应该思考如何用艺术方式介入。从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已经快一年了。真正能“介入”进去的艺术家非常稀少，而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就是画废墟和死人。地震发生的最初阶段，我是很冲动的。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当时也都在用各种方式做善事。当我们开始注意到用艺术的方式去介入这件大事时，我发现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迟钝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而艺术之为是需要转换的。比如地震的现场资源，救灾过程中的故事和细节等，有没有进行一种艺术转化的可能性?而不是纪录式的、镜像式的把它直接罗列出来。这样的“工作”，各路记者们已经做的太多太细，足够了。如果和他们的作为比，你的“艺术”还有价值吗?那些现场资源毕竟是“资源”，不是艺术。这又回到艺术的本源问题了：“艺术是来自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在强调艺术的转换原理。按照艺术原理分析，可以把震区看做一个大的“静物”，但如何表现，却有着大的讲究。如果只是用画面记录了表面化的悲伤，表达的可能性就会被压缩。人类的进化史，就是在不断的灾难中不断重生和演变的历史。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面前认输。看看前不久北川县城的宣传部副部长的自杀事件，令人唏嘘。他承受不了失去儿子的痛苦，在地震快一周年的时候，选择了不归之路。“周年”这个概念对中国老百姓太重要了，孩子长了一岁，这是一种喜悦，但是说孩子死了一年了，这种悲伤绝对就把他击溃了。对于自杀事件的一再发生，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心理干预了，一方面是依靠科学，一方面是依附人类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张：一种是社会的修复，一种是个人的修复。今年春节，我在映秀的山头眺望整个城镇时，心想这时需要一批大德高僧来灾区做法事，需要宗教信仰的修复。心灵上的修复比物质的修复重要，中华民族的宗教感不强，是现世的宗教，用灵魂和精神的力量去修复他们的心灵之痛，可能会有一种惊人的修复能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上次您带我去北川灾民付心琼的家里，我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遥遥无期的精神煎熬，漫长的疗伤之旅。

　　陈：这次地震对人们精神方面的大面积的影响，不可小视。灾区家家有难，他们之间又相互“传染”精神压力。比如某人刚调整好心情，要坚强地活着，邻家来串门，又谈伤感的事情，走出门去受的全是这种影响，所以我认为灾区的心灵修复是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昨天我看到报道说，受灾失去孩子的夫妻，已经有七百多对夫妻重新怀孕，虽说可喜可贺，但是现在生养了一个，是不是就意味着死去的那个孩子的事实被遗忘了?会遗忘吗?这种心灵的修复是一代人完成不了的，可能需要几代人去努力。我建议媒体对“自杀事件”不要去大张旗鼓地报道，这些对灾区民众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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