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以做成游戏的方式，让他们在游戏中感受快乐，健康自信地面对未来之路。

　　陈：这样我们就回到刚才谈论的主题了。我们组织的现场活动如何与灾区的人文资源相结合?不求有多大的宣传力度，最重要的是活动的和谐合理，和谐度越高，成效就越好!

　　张：灾难发生时，成都不少艺术家和民众都参与了救助活动，当我们面对社会剧烈变革中的自然灾难或者金融危机时，艺术家能做点什么呢?我想艺术在今天还有意义的话，我们依然要讨论关于艺术是社会的良知表达，以艺术的方式去修复心灵的伤痛，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公民意识。

　　陈：修复、恢复、回归，这些都是比较软性且具有张力的概念，可以让灾区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慢慢地运转起来。

　　张：有很多的人自发地前往灾区给孩子们送铅笔、本子、书包，学生们都感恩地为他们唱国歌，不幸的是天灾，有幸的是有人持续地去帮助和关怀他们。

　　陈：灾区活下来的人，其实处于一种介于死者和生者之间的状态，是不完整的生命体，或者说是在精神上和心灵上受损伤有缺陷的人。关于用艺术方式关怀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巧”，不是投机取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幸存者，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周密，做事谨慎。我们教孩子们画画、学舞蹈都没错，但重要的是在什么框架里实施?在什么场景里实施?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

　　张：成都的行为艺术家有没有关于灾区的一些作品计划?

　　陈：我记得去年地震发生后几天，余极曾提出了一个计划，后来过了一个月，我问他实施了没有，他说跟了几波人去现场，根本没法搞，到了那儿只有掏钱买物资救助。还有个例子是舒勇，也是带着作品计划来灾区的，结果发现根本无法下手。他也只有去银行取钱，见到灾民就发。他在成都待了一个星期，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他做的姊妹花骨灰计划，在回京的前一天和我讨论怎么进行下一步工作。我说这可是两个曾经灿烂鲜活的生命，要十分认真地思考怎么去做。他的这件事是很烫手的，几乎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我曾打趣说，若没有好点子，就把骨灰还回去，将这个过程一直记录下来，可能也是一件作品。面对天灾，艺术家其实是很渺小的，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这种现实性完全掩盖了艺术性。再比如说赵半狄，有件事他很冤枉。他去年四月份做了一个作品，是在北京的建筑废墟工地上的和熊猫相关的内容，其实讨论的是城市建设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但地震发生以后，被人放到网上，大家都误以为他是在灾区做的，这个消息通过网上传播，一度对他很不利。他到灾区后，也发现根本没法做作品，就紧急从北京买了二十几顶大帐篷发送到灾区。后来我在灾区也遇到过他。在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他去灾区给孩子们发熊猫玩具，这些都是很好的艺术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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