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记者是应其职业要求,记录事实向外界披露,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奉献自己的爱心。记者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比一些艺术家做的事有价值。就艺术本质而言,“艺术”和对象之间不能划等号。否则就违背了艺术原则,是反艺术的。我怀疑,这类艺术家在动机和立场上有问题。艺术有个非常重要的境界是思考,艺术应该给人一种心灵的抚慰。你面对一个直接画出来的自然景观和经过艺术家提炼思考出来的作品感觉,是无法等同的。如果要做艺术,该怎么做?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艺术视角去反映?艺术应该是对死者进行抚慰,对生者进行价值提升,有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消极的。仅仅是跟废墟扯上关系,哪有深度?没有进行思考和转换,不会有好结果。有人对我谈到,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应该做个展览。我反问,怎么做?找不到真正合适的切入点,不能做。我看你做的动画《痕》和原弓改装的卡车装置作品,都非常不错!像这样经过提炼和思考出来的作品,在目前真是不多。
张:在北川中学废墟的围栏上,贴满了人们对死者寄语祝愿的纸条,这种平静的方式不亚于简单地记录很惨的场面的片子。我新做的动画《痕》,对于我来说既是物象的痕迹也是心灵的伤痕,是一种隐性的精神抚慰。我同意您的观点,在“5.12”祭祀日的时候,那些表面性的工作不宜做,而应该做持续性的进驻和修复工作。每次从灾区回来所搜集的信息,做成档案以及博客的记录,都是你生命时间的痕迹,这种天然的记录其实超越了虚假的“制造艺术”,是一种档案。我做的动画《迷雾》,讨论的是在这种全球化自由经济时期和后社会主义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场里,个人的精神和肉体从希望到幻灭、到重生的时空转译过程。
陈:其实我是在做档案的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意识有点模糊。我认为,灾区这个伤疤可能永远愈合不了,因为有不断的伤害在里面,所以我们要持续地进行修复工作。借你的提醒,我准备把我从第一次进灾区到现在的图片和文稿都整理出来,做成档案。我至今已经进灾区29次,每一次都是一个单元,当我进去100次的时候,文献会累积的非常丰富。这是出自我个人的一种人文关怀,我不愿意看着他们在苦难中挣扎很久。因此,这种关心、关怀和记录是很有必要的!至于它能发挥多大的社会作用?我没有去想过,只是凭自己的良心去做。人在大自然的灾害力量面前,其实很渺小。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愿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积少成多,这就是一种价值。
张:比如李一凡拍的三峡拆迁的纪录片《淹没》,诉说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苦难,这种苦难是人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是拆迁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而被赶走,纯粹是人为的。但这次是天灾,心灵的修复遥遥无期,是人一生的心灵枷锁。
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换位思考灾区的问题,就该认识到,灾区没有什么胜利者,更不可能有“夺取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政府和民间能做的,只能是阶段性的生活物资方面的救抚,仅此而已。昨天看到成都的《天府早报》等若干家媒体组织了一次“灾区大穿越”活动报道,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来到板房区给孩子们发红包,然后看到石头状的“5.12”纪念碑,一敲是空心的,是木板做的。陈光标当场要求施工人员将其换成石头的,并由他来投资建造。我觉得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感动:“5.12已经快一年了,很多人认为这次灾害已经远去,快被人遗忘了,这是不人道的。我个人和我的公司立下誓言,只要我们活着,那么我们的关爱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次大穿越活动,是赶在“5.12”一周年之前,考察灾区家庭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进行救抚,这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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