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下半年，“广州双年展”的后期工作结束后，我去了深圳。我在一份《边境贸易报》的专刊“艺术新闻”上读到了一篇题为“从威尼斯败兴而归的艺术家”的文章。文章大致介绍了十三位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情况，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知道，那些从威尼斯回来的艺术家的内心也许并不十分畅快：布展时间仓促、展示场所极为不理想、旅馆条件简陋、大多数艺术家需要自费前往、中方负责人栗宪庭没有机会向世界介绍中国艺术，如此等等。一开始，“出国护照办起来很顺利，拿意大利签证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随后，这帮名不见经传的现代艺术的探视者，从银行取出自己大部分或全部的积蓄，兴奋十足地朝着世界艺术圣地的意大利出发了。”但是，之后这些艺术家在意大利的经历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即便文章的作者仅仅是一家之言，不能够详细地介绍更多的情况，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料证明那些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艺术大展的艺术家当时有多么的高兴与满足。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的王广义、王友身与白南准合影留念。

文章的确带有一丝嘲讽的色彩，的确，二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处境远远没有今天想象的那样轻松。之前，由于1989年6月的事件，不少艺术家与批评家离开了祖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那时也许相信，只有到西方国家去，自己的事业才能够有所发展。留在国内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恢复他们的精神，尽管更为年轻的艺术家例如方力钧和部分85美术运动中充满活力的艺术家例如王广义在很短的时间里恢复了他们的具有决定性的艺术实践，但是大多数艺术家还沉陷在对未来的生活与艺术的苦思冥想之中，在1989年9月的一封给周春芽的信中，张晓刚写的是这样的内容：

80年代初，周春芽和张晓刚在成都画院

回到学校转眼就是20多天，几乎没有干什么正事。学习了一个星期，天天听文件、座谈，屁股也疼了，头也昏了。当然最后我还是没有躲掉，书记动员几次表态，我就干脆认认真真地发了一个言，顺利过关。想想你们画院，这里不知要认真多少倍，美院又是重要的“重灾区”，抓得很紧。【1】

短短的几排字呈现出了当时的基本政治语境，按照普通人的逻辑，逃离这个环境是很自然的。不过，在12月的一封写给毛旭辉的信中，张晓刚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

我收到Yang的信，劝我出去，我准备回信告诉他我的想法。我认为恰恰在目前不是落荒而逃的时候，不是去加入亚洲“吉普赛大军”的问题。离开了中国这个大背景，是没有什么“艺术”可言的，只要还不至于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画画，那么我就会仍然留在这里。……我近来的状态有种走回到过去的感觉，听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sky），格列柯（El Greco）放在身边，还有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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