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怎样，在冷战结束进入后冷战时期这个大的世界格局上看，包括1993年在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微乎其微。那时，在国内的艺术家仍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展览，销售更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王广义、张培力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我的劝说下，让我在做公司的大学同学用极少的钱买走的。在1993年6月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未来有具体的想象，只有对艺术的信念和执着。不过，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与这个国家的官方艺术体制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尽管由高名潞等批评家于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但是，这次8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最后“狂欢”并不意味着官方改变了其艺术的标准，更不表明一个新的艺术体制已经诞生。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展场外

之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就再也难以进入这个被认为代表中国艺术的殿堂。正是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民间开始了对当代艺术的支持，“广州双年展”就是在市场经济明确为合法的条件下，在民间力量的支持下得以举办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正在明显地改变这个国家的艺术体制，在官方艺术机构完全不支持当代艺术的情况下，市场因为其功能与本性，开始了新的艺术制度的建设，只是在市场介入艺术的初期，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具有决定性的事实。事实上，我在“广州双年展”的前言里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1992年10月20日，参加“广州双年展”的艺术家、评委大合影

1992年，广州双年展开幕现场

“双年展”不同于中国大陆过去的任何一次展览。在操作的经济背景方面，“投资”代替了过去的“赞助”；在操作的主体方面，公司企业代替了过去的文化机构；在操作的程序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书代替了过去的行政“通知书”；在操作的学术背景方面，由批评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代替了过去以艺术家为主组成的“评选班子”；在操作的目的方面，经济、社会、学术领域的全面“生效”代替了单一的、领域狭窄的并且总是争论不休的艺术“成功”。……

改革的深入与发展，导致书写历史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当旧有的规则不再适合于新时期的需要时，建立新的规则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规则的中心含义是：文化必须为销售而生产，这针对的是“为文化而创造文化”的古典模式。它与“孤芳自赏”、“无法可依”或政治工具主义的文化生产模式完全相悖；它要求立法、税收、保险以及社会进一步的分工等一系列属于当代市场机制的因素的支持。这对一个没有市场传统的国度来讲，的确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双年展”的参与者——企业家、批评家、艺术家、编辑乃至律师、新闻记者——正是通过对“双年展”的参与，开始了建立当代艺术市场这一历史课题的求证与解答，更多的人已经清楚：在九十年代，市场问题就是文化问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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