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学德国

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石涛

1986年，一个足以改变周春芽今后命运的机会降临了。

他的一个朋友在当时的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帮他拿到了一份学习德语的入学通知书，这个机会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大事记》中，艺术家详细的向我们讲述了他的这次不寻常的西德之旅：

在卢森堡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工作的朋友严森先生为我出具了财金担保书。我曾经卖给他几张平均每张价值二百人民币的油画。但是他当时以为只是来欧洲旅游，他万万没想到我是来留学。他非常不解地说，你在中国已小有名气。当一个艺术家多好。

我身带一百美元和一箱方便面买了一张六百元人民币的火车票踏上了去西德的十天路程，在西伯利亚的境内下着大雪几乎是零下二十几度。当时的苏联乘警搜我的身搜出了我分开装的非法货币——二十元美元就走了，我当时急得要哭，那警察后来可能良心发现又返回退还了没收的钱。那时啊，我真的不知道西方世界生活还需要钱，否则我哪里敢去德国啊。

到了西德的比勒费尔德市，我的成都朋友来接我了，说严森先生给了我一些钱。于是我开始了学习德语的生活，我当时想，要明白西方的艺术一定要懂他们的语言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在德语班里开始我有点像坐飞机，我是一个德语字母都不懂的人啊，老师见同学听不懂的词句就用英语解释，可我的英语也是一窍不通啊。我的语言学习反应慢，后来才发现我的年龄在班上仅次于一个泰国搞政变失败跑出来的五十岁的将军。

周春芽出国留学这一年正好30岁，谁也想不到而立之年的他却出来重新打天下。

在周春芽慢慢习惯将自己融于德语语境时，很快，新的危机又来了。到德国三个月后，他发现自己账上的钱快用完了。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一件多么现实的事情，房租、吃饭、医疗保险、交通都需要钱。作为一个画家，周春芽首先想到的是卖画，于是他和朋友陈蒲满怀希望地一起跑了比勒费尔德的多家画廊，但是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画廊对他的画一点兴趣也没有。当时在国内已有了一些名气的他，一下子被别人否定掉，他的心情是非常沮丧。

卖画失败后，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周春芽不得不开始打工以维持生计。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靠体力挣钱。每天凌晨四点到六点开始从火车上往下搬邮包，六点半再骑车去学校，当时气温零下30度，半小时要摔十几跤。“靠的全是信念”，周春芽后来不无感慨地说。一个月后他挣了约一千多马克，又开始正常生活了好几个月。

1988年他进入卡塞尔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学习。卡塞尔美术学院是德国最有实验性的艺术学院，也是唯一的一所由学生自制教学的学校。学生在五年的在校学习中，由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可以完全不要老师，也可以在五年的学习中完全依靠老师，方法由每个学生自己来决定，但五年之后必须经过考试才能毕业。

在这里周春芽遇到了他铭记一生的恩师，“当时有一个教授的课叫集体谈话和个别谈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去听了一次，那个教授知道我是从四川来的，就问我知不知道‘收租院’的雕塑。我说那都是我的老师，他就特高兴，当时给我开了张2000马克的支票，告诉我这叫信息费。后来还让我当他的助手，每个月800马克。”一下子，生活有了保障，后来周春芽才知道，那个教授是当时西方研究“收租院”的专家莱勒•卡尔哈尔德教授(Reinee Kallhardt)。周春芽后来评价他“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热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周春芽在这里被学院转为正式的大学生，而且只需再学一年就可毕业。在那段时间里，他到过欧洲的许多地方，法国、荷兰、奥地利、南斯拉夫等。后来有人问他在德国学习期间都做了些什么?他回答“我一直在德国和欧洲参观”。 就这样，他参观了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众多的美术馆与博物馆，在这里看到了很多美术史上的原作——看原作也是他到国外留学最原始的想法。在参观了许多博物馆，看了原作之后，周春芽最直接的感受是：“贯穿他们(西方人)思想根基的是爱……爱在无形之中贯入了他们(艺术家)的题材中……当艺术家在创作时，就像信徒在祈祷似的，在这个时候，技巧只是用来表达此时的心情罢了(1987年8月5日)。”

刚好，那个时期正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强盛时期，周春芽开始对德国新表现主义很感兴趣，并且为之异常激动，他喜欢基弗尔(Anselm Kiefer，1945—  )、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1938—  )、蓬克(A．R．Penek，1939— )等艺术家的作品。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