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的周春芽同样秉承着他一贯豪爽大度的作风。1987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德中友协为他举办了“周春芽作品展”，作品都是他在西藏画的写生。这算是他在国外办的第一个展览。整个展览只卖了一幅画——800马克。第二天他就用全部的钱在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四川餐馆请了帮他办展览的朋友吃饭，当时这个餐馆的人说他是第一个在这里请德国人吃饭的中国留学生，也算是为中国留学生争了一口气。他的作品在国外开始有人喜欢，开始为外国人所接受。

在德国受教育的很大一部分收获是他认识到了新表现主义的成就。这种新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是刺激的、使人兴奋的。早期表现主义就显得弱了许多，周春芽多次说过“这个艺术世界已经变得大型化、刺激化”。他这种热情的结果是使新表现主义成为其艺术风格的一部分。他在1988年创作的《红色的马》、《蓝色的牛》不可避免的让我们联想到他后来画的“绿狗”系列，这些作品中很明显地有着新表现主义的影子，“神秘”的色彩弥漫着整个画面，色彩的表现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周春芽承认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基弗尔、巴塞列茨、蓬克等人对他的影响很大。“不单是他们的艺术具有表现力和刺激性，而且传统的痕迹也很深。”但他从未彻底地想过让西方美学成为自己创作的主体。

在德国近3年的时间里，周春芽不但对西方传统的艺术有了一个直接的了解和认识，对西方最现代的艺术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波普艺术等同样也有了一个直接的认识。在未离开国门之前他对艺术的理解还是客观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还是客观的存在。艺术的观念和对艺术的了解是在社会的客观存在中发现的，是一种形象思维的方式。比如。当初他画藏族题材的作品时，色彩以及人物等都还是在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经过在德国期间的学习，他对艺术的理解发生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同时这也奠定了以后他的许多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那三年，我很难让自己的艺术走得更远……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

后来，四川的一对夫妻朋友，男的弹琵琶，女的弹古筝，寄给周春芽一盘他们自己演奏的中国传统古典乐曲，想托周春芽帮忙到欧洲发展。周春芽被其中一曲古筝《塞上曲》深深打动，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后来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劝这对夫妻不要来欧洲。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这也是他回国后突然对中国传统艺术发生浓厚兴趣最直接的原因。然而，使他直接产生回国念头的却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那次周春芽去参观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博览会，只有一些艺术家自己在那里摆摊。令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当时有一个摊位上挂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作品是原作，不是中国制造”。他感到奇怪就过去问，那人说他对中国除了知道有个老子之外一点都不了解。只是去过一次香港，看到那里有很多行画，认为中国就是生产复制品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中国艺术家一点面子都没有。”周春芽说，这件事是促使他回国的最主要动力。

作为周春芽知心朋友的吕澎对他回国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种必然。“许多人一出国就给人一种不回国的印象，春芽没有给人这种印象。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自己的艺术，关心人类的现实的人，他总会把自己的工作与适于自己工作的环境联系起来，因此他的工作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具体艺术的，也是一般文化的，他的工作就不可能不具有意义和价值。” 或许，这才是艺术家回国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原因。

第四章 回归“传统”

人文主义者拒绝权威。不过，他是尊重传统的。他不仅对传统尊重，且将他敬为某种值得研究，真实又客观的对象，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其还原。正如伊拉斯谟斯(Erasmus,1466—1536)所说：“我们复兴固有传统，同时并不摒弃新起之物。”——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1892 1968)

终于，1989年1月，周春芽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中国。中国艺术家的思想已经开始跟随“世界潮流”，学习西方的艺术表现形式。当时很多艺术家包括他的许多朋友正在积极地筹备2月份即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用周春芽的话来说就是“其声势有点像中国共产党当年的秋收起义”。 据他自己后来推算，在他坐火车回成都时，他的很多昔日的战友正坐火车去北京。

周春芽对所谓的现代艺术展没有太强烈的兴趣，没有等到展览开幕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成都。他在德国三年，已经了解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但是很奇怪当时他只是对除绘画外的其他艺术形式很感兴趣，可是从未想到动手去尝试改变自己的艺术形式，一直进行着他的架上绘画事业。谈到绘画的态度，他会显得很认真，他曾说：“绘画的价值在今天这个时代很有局限，绘画本身也变成了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不过，正是因为难，绘画才特别有价值!今天的画家还在用传统的媒介工作，但表现的是当代人的经验，可以表现很刺激的东西，绘画不是很弱，可以很强。当代绘画的流行，对于整个中国的视觉艺术来说，应该是个贡献，是个进步。”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