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于楚文化区域的铜敦（俗称“西瓜鼎”）

也就是说，怀履光和梅原末治认定的金村青铜容器中，包括了多种来源、多种风格和多种年代的器物。接着，徐坚对漆器、银器、玉石器一一作了分析说明。最后他指出，所谓“金村器群”实际上是个混杂的概念。怀履光和梅原末治都对金村器群的不完整性表示忧虑，觉得还有不少遗物应有而没有收纳，但他们都忽略了不纯洁性问题，也就是金村遗物中的非金村成分。他们都在拼命做加法，尽可能收纳众口相传的金村出土物，却不曾想过做做减法。因此，他们的金村器群才会包括形形色色的器物，有年代上晚于东周的，或者年代在东周晚期，却来自其他地区的。

总之，金村器群固然遗漏了不少确实出自金村各个墓室的遗物，但也混入了相当数量的时代、地域和文化归属相冲突的器物。而金村又被视为东周时代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器，有的孤例被用来确认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高峰。这无疑会在考古学史和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留下不准确甚至是误导的信息。

错金银铜器

 其实，梅原末治的金村图录出版不久，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1938年就在《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0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书评。这可能是迄今对金村学术最详细和最有见地的观察，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高本汉准确地指出，“在传言、二手甚至三手证据基础上 进行复原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他（怀履光）的著述随后的分析中也表明若干他认为来自金村的器物不太可能出自这些墓葬。”高本汉的书评主要是针对梅原末治的，他严厉批评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在选择“金村遗宝”上的混乱标准。高本汉指出，梅原末治通篇都无法说明他依据什么将若干器物纳入金村器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高本汉没有进一步甄别梅原末治所收器物的可靠性，转而以大量篇幅讨论一些细节问题。这导致梅原末治后来的增订本只是在资料上有所补充，对于更致命的方法论问题却避而不谈。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