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履光和梅原末治的故事

就此，我们不能不问：怀履光和梅原末治是怎么收藏那批古物的，又是怎样出版他们的著作的。只有深入了解这些，我们才能大体实现对历史上的先驱学者同情之理解。

怀履光

怀履光是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赈灾史和红十字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圣公会派遣，他曾在福建教区担任牧师，1910年转向河南开封，开辟圣公会河南教区，并担任首任主教。到了1920年代，他喜欢上了考古。1924年，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馆长的邀请，开始代为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从此，考古成了他的主业，传教倒成了副业，这甚至引起同事的不满。不过他是个人生赢家，业余爱好发展成为退休之后的事业第二春。1936年退休后，怀履光成为多伦多大学汉学副教授，兼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在强势的国族主义话语下，因为传教士身份，怀履光在近现代中国常常招致怀疑。中文文献讲到金村盗掘时，他和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成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根据这些文献，怀履光等“胁迫当地农民挖掘”，“从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对于这些指控，当事人都三缄其口。华尔纳的学术生涯以日本艺术为重心，即使在与中国艺术密切相关的1923-1936年，他也从来没有提到金村。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丝毫没有提及金村古墓的具体发掘过程，甚至连发掘起讫时间也是推断。

综合种种材料表明，怀履光在金村发掘时确实不在现场，而是在离洛阳数百公里的开封府。怀履光很可能是从开封古董市场上得知金村遗物的。他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发掘现场。实际上，金村墓葬的盗掘一直都在洛阳本地士绅和乡民的控制之下。

怀履光虽然可能是距离金村最近的主要买家，但他并不占据优势。中国的古物流通网络到金村发掘之时已完全成熟。在这个体系中，开封只是一个次要环节。那时的流通网络跟以前有一点不同，就是“洋庄”的兴起，这样中国古物流通体系也在逐步国际化。说到当时的洋庄，最有名的当属卢芹斋创办的卢吴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创办的山中商会。在金村器群的流散上，这两家公司都派人驻扎在洛阳，与当地的古董商直接竞争。

众多古董商和掮客纷纷以金村器物为名交易，这应该是古物流通市场的一种常态。陈梦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濬县出了铜器，一切周初铜器皆说‘濬县出的’。大家趋尚清河与巨鹿的磁器，也说一切宋磁都是那儿出的。琉璃厂至今有不少的沈周文征明，都说是真的。”这无疑准确地指出了古董行的一种趋向和风尚。如果有大批文物涌向古董商，金村就成了最好的招牌。不管是不是金村出来的，只要能交易成功，都会被贴上金村的标签。就这样，大量并非出自金村的器物以金村之名流入古物市场。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