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春节前后,我们或许会感到,城市里一点点变得空荡荡,又一点点重新拥挤起来。而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这种空间,城市的这种呼吸吐纳才是最为剧烈的。
这些城市空间承担了重要的功能,是低收入打工者的落脚地。人们在此生活并由此出发,为城市中心区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亦有来自民间的研究者,对此类空间进行探究。譬如深圳的“岗厦罗生门”和北京的“六环比五环多一环”(5+1),感兴趣的人可以申请相应的项目,获取资料或体验,用学术或艺术的方式,去研究深圳岗厦城中村、北京五环外的地方到底发生过和发生着什么。
2015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期间,UABB发起了一期“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博弈研讨沙龙——深圳/北京的双城观察”沙龙,上述两个项目的发起人,试图探讨各自眼中那些重要而隐秘的城市空间。
以下主要是围绕北京“5+1”项目的探讨,整理自本次沙龙实录。
李一凡(“5+1”项目发起人之一,四川美术学院老师,艺术家):
我们发起的项目是,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5月,有七八个月的时间、40个小组的艺术家,对北京五环、六环这个空间里人的居住情况进行调查。这个调查强调以艺术家身体、艺术家感知的方式进行。换句话说,艺术家和现实的碰撞、遭遇,没有严格的学术背景,不是强调文本、强调逻辑的调查。
我们的项目完全开放。虽然需要以“艺术家的方式调查”,但不要求来的所有人一定是艺术家。
以前有相当多的艺术家住在五环、六环之间的草场地、宋庄附近、黑桥、费家村那种地方。但后来,我们发现,这里产生的大量艺术项目——其实是所有艺术项目,和当地的原住民或居住者,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我们自己在黑桥做过活动,艺术家住在一条水沟的东边,村民、外来的打工者在这条水沟西边,艺术家所有活动就在那个水沟边上,却从来没有跨越过这条水沟。
我们的艺术从1985年发展到现在,各方面都遇到问题。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些突破艺术被桎梏的办法。
有的人在从历史中找元素——当年有很有名的展览,所有人把油画画成国画,什么都弄成国画的样子;还有另一部分人走到语言学的方向,每天就去反对二元对立、反对意识形态,把西方特别早的时候流行的冷抽象、早期的具像表现主义等等拿出来做,成为这一类的主流。
在这个背景下,2008年以后中国的艺术家,跟以前不一样,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那么,我们能不能做自己的事,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事是什么?我们觉得,是当下的问题。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应该和我们的艺术有关系。
今天整个圈子里更流行的是,以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的方式,从一种景观化的历史或符号化的历史中找东西。所以我们会看到,住在水沟东边的艺术家从来没有去过水沟西边。
2013年,我跟二楼出版机构的人一起去过五环、六环之间的皮村。你没有办法想象,离北京那么近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居住,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非常混乱肮脏。原住民只有一千多人的村,住了两万七千人。刘伟伟去的北四村,是四个小村合在一起的村,原住民大概五六千人,现在住了十二万人。
北京现在雾霾很厉害,五环、六环之间这样的每一户人都需要一个炉子取暖,他们都没有集中供暖。皮村两万七千人,我猜会有将近一万个小烟筒在那儿冒烟。那种地方让我非常不安。北京城里面搞卫生的、端盘子的、卖菜的,低端服务都是这些人在提供。但北京四环里的人根本不知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首先,我们希望这些事情,被四环里面的人看到;另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真的用身体遭遇这些事情,进而把这个地方的特征、把这些事外化出来,让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地方。
葛磊(5+1项目发起人之一,艺术家):
北京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它的五环路是一条政府承认的、非常明确的城乡结合部的界限。很多城市政策都围绕着这条线来制定,比如大型货车不能进入五环,每日被限制行驶的小型车辆不能进入五环,五环以内不能饲养大狗……等等。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2014年10月启动、2015年6月底结束,共有40组大约51位艺术家参与。(具体项目列表略,其中包括我们发表过的长辛店、建新庄村)
李一凡:
我们这40个项目,对每一个艺术家或每一组的要求是:在这个村要待十天以上,每天要发八组照片,直播在这个村的遭遇情况。二楼的公众号一直转播这个东西。
主持人(杨阡,深圳市胖鸟剧团的艺术总监):
为什么我们要不远千里把这些人从北京运到深圳来,把这些项目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里跟大家分享?光是分享一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吗?我相信这个问题所有人都会有。作为主持人,我先把我的观点抛出来。
这个时代信息爆炸,选什么样的信息提供给公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研究者或艺术家的挑战。大家都知道深港双年展,我相信,双年展被定义为一种大型的文化事件,它的重要性是推动城市,或驱动城市发展,它略微兼有保护旧建筑的价值,但肯定是要驱动城市发展。
我认为,不管深圳“岗厦罗生门”还是北京“5+1”的活动,不能把它定义为文化事件,我愿意把它定义为精神性事件。文化事件有一个很直接的、某种功能性的目的,但这里我们所有艺术家做的几乎是非艺术家的工作,他们用非职业研究者的身份做调查,不是要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素材进行创作,这显然不是一个所谓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和基于什么样的目的让艺术家们考虑,用这样的方式去创作或是做一件事?某种意义上,他们想让一个不正常的行为出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以至于让媒体或让普通的人感到惊愕。但是,这个惊愕的价值何在呢?
我觉得,我们得从精神的层面去思考。精神的事件是什么?我今天中午听到了一个故事,它足够说明什么是精神性事件。有一位老先生今年已经90多了,有点半植物人的状态,他在床上天天挣扎,家人也不愿意他去世,他可能也难受,所以就经常翻滚,他的智力据说已退化到孩子的程度,为了让孩子不要动,我们会说一些让他害怕的东西,可能是警察来了,或者是狗来了、白胡子老头来了。而对这位老小孩,家属们最后偶然知道了什么能震动他——告诉他书记来了,他就不再动了。精神性事件属于这样一类东西,平常隐蔽得很深,需要一个很偶然的情况才可能发现它,而它对你整体的生活具有致命性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的艺术家现在正在做的是这样一类事。我们把这些艺术家从北京请来,希望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些精神性事件,而不是有着具体的功利目的的文化策划等等。这个时代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性事件的振动。
大家可以分享你们各自的经历。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