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伟（“5+1”项目成员）：

在北京的五环、六环之间的西北角，有一个村叫北四村，是昌平区史各庄、定福黄庄、东半壁店、西半壁店四个连成一片的村子的合称，随着海淀区唐家岭、昌平区沙河镇等地的拆迁改造，人口猛增，现在或许是北京市最大的外来人口居住的村子。在这里居住的人，数字超过12万，但到底有多少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进入到那个村子，我也很难获得详实的数据。

我这十天有许多遭遇。比如，刚进去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找一个住宿的地方，解决吃饭的问题。我把每天的遭遇通过网络的方式直播出去，下面会有人评论、转发，二楼也会有定期总结供大家交流。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要外出的时候遇到的。附近是一个地铁站，但这里的人从住的地方绕出去的时候，要翻一堵墙才能到地铁。里面住着的人，以在中关村、上地附近工作的年轻人为主。

我直接去调查了这个墙的成因，它与镇城建办、跟村委之间的关系。在网络展示、现实冲突的过程中，很多问题就直接暴露出来了。

为什么有那堵墙？北四村是由四个村组成的，其中东店以前是一个大厂房。有无数的人涌到北京，买不起里面的房子、消费不起里面的生活消费，只能聚集在有地铁站的地方——比如东店，是离地铁站走几步就能到的地方。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工厂改造成的宿舍区。原先是一个厂房，后来当地人为了做生意，改造成宿舍。这里住了大概一万人，非常密集，像一个小县城。北京在地机构要把这块地卖掉，公寓区不久就要拆迁，让村里更好地规划，让经济更好地发展。

它建了那堵墙之后，住在厂房区里的人出去走到地铁站，要多花费半个小时，这对一个上班族来说代价非常大。考虑到北京的地铁有多挤，北四村的地铁站，早上根本挤不上。有的人为了赶上地铁，就得买摩托车骑。有的人不愿买摩托车，可能唯一办法就是从这里搬走。他们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你搬走，之后好搞开发。但这些人搬走了之后去哪儿，是不是聚集到其它村，这些事从来没有人管过。

在北京，如此高大上的城市，这么多人的生活，没被我们看见、没被我们所知，是完全超出一些人想象的存在。

恰恰这群人的身上，又寄托着这个社会里基础的一些生产关系。比如说，在北京二环、三环上班，但住在五环、六环之间，这些人每天上班成本都非常高。我去的那段时间，北京地铁涨价，村里有朋友跟我说，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光地铁的成本，每个月要增加两三百块钱。作为北京最底层的人，他们挣来的钱已经不能满足生存和消费了。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管理者还要把居住这么多居民的村子拆掉。你会看到，从特别具体的一件小事上、一堵墙或一次应聘上，能呈现北京这些地方生存的人的状况，间接折射出一些不合理。

主持人：

艺术家项目的成果改变了这个情况吗？希望听听艺术家对自己做的工作的评价。

葛非（“5+1”项目发起人之一，艺术家）：

很难做评价。这个项目讨论期超过一年，我们几个发起人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即使改变不了，也有实践的空间：对内，是对艺术的影响或推动；对外，是在社会层面，想看艺术家的工作会起到什么作用。

项目运作前后加在一起有两年时间，也把媒体作为工作手段之一。我们觉得，媒介是艺术家在中国当今社会语境下最有效的一个基本点，让更多的城市精英，包括生活在城乡接合部的人，去认识这个点。

我们能够推动的，其实是让各种努力、实践汇成一种洪流，让它逐渐改变，我们也在往这个洪流里面聚。

主持人：

我注意到艺术家群落对这个项目的一种愿意参与的强烈兴趣。究竟是什么样的驱力让你们做这样的选择，有很多艺术家也在体制内，跟你们的研究或申请资金完全没有关系，你们为什么非做这样的事不可？

靳勒（西北师范大学老师、甘肃石节子美术馆馆长、石节子村村长）：

为什么要参与这个项目？这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我所在的石节子，也是一个村庄。我上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做当代雕塑，2000年离开北京回到兰州教学生。在北京、兰州、石节子三地来回，我想能否让艺术跟这个村庄发生关系。2000年到2008年，我想清楚了。我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美术馆，石节子美术馆2008年成立，到现在有七年时间。我们每年把一些艺术项目、把艺术家引到村庄，或者让村民到其他地方交流。

“5+1”跟我做的项目有好多共性。艺术家要做艺术，那艺术在今天还可以做一些什么？“5+1”的发起人，就提到了五环跟六环之间的区域，这里有本地村民，还有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村民。核心是，让艺术家在这个区域内去做村庄的调查。我当时一听，特别兴奋。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