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选择调查厕所？石节子这个村几千年来厕所没有什么变化，我想看一下，北京城中村的厕所到底跟石节子村的有什么区别。

我是去大兴区的西芦城村。我发现，与石节子村特别大的一个区别是，西卢城村的厕所全部在室外，比较小、简单、门都是挂锁的。每个门上都有锁，甚至有的上面写了好多文字。这个村子外来人口太多，有当地户口的不到两千多人，可是真正居住的有三万多人。所以，厕所在这个村子非常重要。有好多外来的村民，一着急就偷上私家厕所，成了一个习惯，中国人有时上厕所不讲究，非常脏乱差，所以大部分都是上锁的。他们写的留言是特别不堪入耳的骂。

我自己调查了441个厕所，公共厕所是8个，公共厕所更加不堪入目。

我想到李一凡老师说到的黑桥。黑桥聚集了中国好多艺术家，也聚集了好多村民，结果艺术家跟村民没有任何关系，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为什么相互不发生关系？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天的艺术思考的——大家都搬到一个成功的方向，或所谓自我的方向，让自身脱离群体。当我们说到平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是让我们去思考的。艺术家通过亲身感受跟经历，介入这样的村里，跟村民揉在一起，这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刘伟伟：

就我个人而言，艺术本来是问题发生地的部分，不是说我们要重新把它挂在墙上，或按照以前的审美模式，去按部就班。

我之前到广东调查了一些关于工商的项目，后来是“5+1”北四村一道围墙的问题，再到后来西安的出租车司机自己要组建公司。你会发现，在这些问题中，艺术同样有发挥作用的关系，它实际是关于权利的平衡。

北四村里的墙，限制了人交通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提及这种权利？我想，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提及这种权利，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进而通过媒体化的传播过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我个人而言，参加北四村的活动，是去做证据链上的一部分，通过一连串证据链的展示，发现我们的社会发生什么问题，政治权力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人权利贫困的时刻是什么。我觉得这不仅关乎艺术，而可能真的是关系到人、关系到你我、关系到此时此刻的事情。

许志强（广州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师、艺术家，“5+1”项目参与者）：

我是广州大学建筑学院的，从广州到北京去参加这个项目。

我是在南边的建新庄村，做了一个测量。那个村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农场宿舍，只有一百来户。我们是冬天过年前去的，那时北京相当寒冷。那边有很多工厂。我们就先找住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有住宿，是浴室，因为北京有很多澡堂的地方，我们进到浴室，问有没有住的地方，他说现在不能住，以前晚上澡堂的人走掉了之后，十块钱一晚上可以住在澡堂里，现在管得比较严，不能住了。我听了心里很恐惧这种环境。后来我们再去找，找到一条走廊，两边房子十来个，很小，大概八九平方米。一个房间里一个地铺床，里面堆满了生活用品，地上、床上都是，住了好几个人，我们看到这个环境也觉得特别难居住。但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我们也要住在这个环境。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村边上的住房，大概90块钱一天，一个很小的房间。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和打工者一样，必须在这个环境里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是很多群体都可以自发去做的事情，由此把我们生活里面的困境都呈现出来，而不是通过跟政府合作的调研形式。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