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唯辛的《众生相》，不少批评家都高度关注并且发表了明确的观点。汪民安注意到了它的“纪念性”，包括绘画的纪念性与照片本身的纪念性；王明贤从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把它定义为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抵抗“遗忘”的价值；刘骁纯则从“反省”的层面阐释这部作品；水天中同样从历史记忆与缅怀的视角观看这部作品；吴鸿则比较全面地审视这部作品，尤其突出《众生相》呈现的历史敬畏感以及个人与历史的逻辑关联。

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关注，一直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重大题材，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艺术范畴。怎样关注历史或者关注历史的哪些层面和要素，往往体现艺术家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价值观甚至道德观。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先后对1949年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政治运动做出过评判，尤其是对“文革”做出了有保留的判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得到了平反，基本否定了这次政治运动。基于官方这样的判断，无论思想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建立在这种简单的否定基础上的认知和表达无以数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大批“伤痕”文艺作品（包括戏剧、电影、文学等等）直接指涉了“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深切展现了一大批当年的当事人受到的人身迫害以及个人的乃至民族的遭遇。所有这些“文革”题材的艺术作品，几乎都停留在对这次政治运动的抨击尤其是对这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的他者的鞭笞，采取比较粗暴和鲁莽的态度，对他们展开无情批判，甚至不惜采用嘲讽、戏弄、调侃、攻击、恣意毁损等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方式进行毫无建构价值的宣泄、攻击，一大批具有当年政治宣传画属性的政治波普，一直演绎着这样的态度和方式。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和道德领先的历史态度，实际上完全继承了被否定的、之前“成王败寇”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几无独立性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忽略艺术家个人的独立立场和合乎理性的批判态度，基于某种笼统、含糊、混沌的价值观以及与权力判断相契合的立场，抒发某种与社会思潮相吻合的情绪，唯独丧失个人独立判断和探究这些政治运动更深层次的动力的意识。这样的历史态度和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不过是过往的一种复制或轮回。这样的艺术创作，除了满足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需要，对权力或主流判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外，对于发现历史症结、开启民众自我思维、推动中国社会启蒙与进步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