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相》应该是徐唯辛在这种普遍文化艺术情景中，历尽内心的巨大冲突域挣扎之后，以理性甚至近乎虔诚的姿态重新审视“文革”的一次艺术创作行动。这部作品呈现给观众的绘画元素包括上百位“文革”人物肖像，这些肖像包括了事件中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表现这些人物乃至当时中国社会的命运。在展览现场或者在艺术家那里，这些人物的角色身份被淡化，只不过是按照某种客观标准比如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组合起来的一组肖像，尽管特定人物的命运会因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截然不同，但是艺术家还是撇开了人物在这些政治事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仅仅作为当时的社会成员之一或者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陈列出来，这种形式打破了既往对这些政治事件的态度惯性。

这种形式很明显地体现了艺术家观照历史的一种“平视”的角度，这个相当重要的细节并没有引起观众甚至批评家的注意，以至于不少观众和批评家仅仅从肖像的技术层面和文献层面去审视这部作品。这个被忽略的细节从根本上颠覆了此前中国当代艺术对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判断轨迹。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政治运动只不过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坏人利用而已，作为社会公众的一分子，民众没有任何责任或者压根儿就忽略了民众责任，即便是表现在最广泛的民众之中的愚昧、愚忠和政治狂热、无视基本的道德和法律边界等等，统统都归结为受蒙蔽和“被洗脑”。这样，这些政治运动或事件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就彻底消解了，当事人包括各个层面、各种角色、各类身份的责任不可能得到理性的洞悉与清理，我们可以从众多媒体中看到这样的倾向。不少人认为，当年的红卫兵为什么要忏悔和道歉？把对他们的同情与理解同责任的清理混杂在一起，甚至因为同情和理解而忽视基本的责任清理甚至道德谴责，认为他们不过是“教育”的结果，彻底消解了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责任。因而更多的态度是对这些事件以及领导人物的声讨、嘲讽甚至恣意毁损乃至妖魔化，把由个体行为构成的社会行为失当甚至普遍政治狂热隐藏起来，貌似义正词严地追究“你们”或“他们”的罪恶与责任，更有当年的排头兵在“文革”灾难结束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时期的佼佼者，只字不提自身当年犯下的过错，更不要说真诚地查找造成这种过错的根本原因了。相比这样的社会现实，《众生相》观照这次政治事件中社会各类角色所做出的真实行为、承受的真实遭遇，间接地追问着社会主体即社会诸层面、诸领域的社会成员实际应当承担的责任，从个体的、自我的反省开始进入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反省。选取的人物肖像（除了极少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选用他们当时政治运动期间在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企图通过这种还原当年的生活与精神现场来表达一种客观、真实的社会面貌，不带任何政治倾向地观照那个时代，探究“文革”的基本脉络。